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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

消极抗议后，愈来愈多的商人与企业家意识到，只有通过改革，实现政治机构和社会组织的变革，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和深入的发展。（注：〔法〕白吉尔著，张富强、许世芬泽：《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第5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不单一向远离政治的商人与企业家“思出其位”，知识圈中人，此时也同样感受到不得不卷入政治的压力。1920年底陈独秀赴粤前，曾特地致函胡适、高一涵，提醒说，“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还坦陈此乃他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注：陈独秀：《致胡适、高一涵》（约1920年年底）；《致胡适》（1921年2月15日），见《现代中国出版史料》甲编，第7、8页。）一开始，许是种种流言在传布，却也绝非空穴来风。即便知识阶层仍守望于学术理想，也不能杜绝各种政治势力对知识阶层的关注。李大钊就用“处女的地位”，说明了知识圈的处境，“现在我们大学一班人，好像一个处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学各系都想勾引我们，勾引不动就给我们造谣；还有那国民系看见我们为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一点醋意”（注：李大钊：《致胡适》（1921年），《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1页。）。对此，胡适也深有体会，研究系蓝公武曾拖其加入他们的“联省自治”运动，只是胡仍坚持，“我虽现在不主张放弃政治，但我不能玩这种政客的政治活动”（注：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2册，1921年9月21日。）。这些或都表明，在那个政治情绪高昂的年代，大学中人同样有不能免于政治影响的尴尬。《新青年》迁离北京后，留在北京的一群人同样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整合起来。终于在1922年5月，一个新的杂志问世了，只是，这个新杂志与原先胡适所期许的纯学术性杂志全然不同，以“努力”命名的这份刊物，明确指向的是对政治事业的图谋。而且，该刊第2号发表的由16位学者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所标举的“好政府主义”论纲，与梁启超的见解如出一辙。

　　从前或宣言“不谈政治”，或信仰各种主义的一群“清高人士”，竟能平心降格提出“好政府”的主张，在思想舆论界也激起热烈反应。赞同的意见大多来自教育界人士，北京几所学校的校长就联署作为宣言的“赞成人”；批评性回应则较多来自其他政治派别。（注：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批评可参见邵力子《读蔡孑民、胡适之诸先生的政治主张》，1922年5月18、19日《民国日报》。来自无政府主义方面的批评则以区声白的评论为代表，见区声白（署名声白）《中国目前的政治问题如何解决》，《民钟》第1卷第5期，1923年7月10日。）较之“问题与主义”的论辩，《努力》的创刊对于了解不同思想的交锋，无疑更具意义，提供了审视思想界“政治歧见”的重要资源。

　　据张国焘回忆，当时聚集在上海的一群共产党人，认为好人政府的倡导会“阻碍革命思潮发展，将一般人引导到改良幻想的歧途”，故主张“不必顾虑到与蔡元培、胡适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谊”，应将“我们的主张公开出来”。（注：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东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233页。）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批评“好政府诸君”为“妥协的和平主义，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注：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先驱》编辑部还发文说，“我们要知道好政治与坏政治，不是几个好人或坏人弄成的，乃是一派怎样特殊势力或特殊阶级弄成的”，在北洋派武人势力的基础上建立“好政府”，“未免太空想，太滑稽，而且太不努力了”，“在未实现之前，即已定了死刑”。（注：《先驱》编辑部：《批评“好政府”主义及其主张者》，《先驱》第9号，1922年6月20日。）

　　甫经成立的共产党对《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质疑并不令人奇怪，这不过是五四后“革命话语”流行的一个表象而已。在军阀蝇营狗苟的政治环境下，不单共产党表达出对“阶级革命”的关切，《努力》的普通读者也希望“好人”诸君能深入民众，甚至不乏革命的呼声。在这一点上，《努力》所主张的确是倾向于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修补式的改造，明显与革命的呼声适成对照。不过，从当时的思想格局看，无论倾向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还只是刚刚汇聚成政治力量，也许政治主张已渐渐趋远，但未来的政治走向如何，仍有诸多未确定的因素。

　　事实上，中共二大宣言仍表示，“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紧接着胡适所写《国际的中国》也积极呼应，明确表示宣言认同于“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是可喜可贺的事。所不同的是，中共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军阀的扰乱”作为中国内忧外患的祸源，胡却要人们相信，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尽可不必做惧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是自然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注：胡适：《国际的中国》，《努力》第22号，1922年10月1日。）胡适后来曾言，这是他最挨骂的文章，“共产党至今骂我此文，国民党也不会了解此文”（注：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08页。）。

　　论者将《我们的政治主张》视做“是对那些可看作‘自由主义’的观点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大抵不错。（注：〔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除阐述“好政府”的政治论纲，《努力》也提出了对斯时现实问题的具体意见。在这些具体的政治主张上，譬如“联省自治”，双方也有所交锋。《向导》创刊号上，陈独秀就撰文表示对胡适等人的联省自治主张，“期期以为不可”，认为要救济中国，“首在铲除这种割据的恶势力”，且须用“革命的手段”，在群雄割据的扰乱中，鼓吹联省自治，只是“徒以资横梗中间的武人用为永远巩固割据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连向中央请愿这条可怜的路都断了”（注：陈独秀：《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向导》第1期，1922年9月。）。胡适对此有所回应，强调“根据于省自治的联邦制，是今日打倒军阀的一个重要武器”，“凡反抗这个旗帜的，没有不失败的”（注：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努力》第19号，1922年9月10日。）。随后，蔡和森也加入进来，指出中国乱源，“在封建的旧势力之继续；而不在胡适之先生那种新发明的‘统一’史观”。胡适的主张是肯定“打倒军阀的第一步在联省自治。但我们也可以大胆告诉适之先生：打倒军阀割据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注：蔡和森：《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2期，1922年9月20日。）

　　不难看出，双方的分歧，其实可归结于：一个目标，两条道路。胡适回应《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就对彼此的分歧做了这样的归纳。他认为其中所阐述的十一项原则，“并无和我们的政治主张绝对不相容的地方”，只是步骤有先后而已。也许他并不清楚为什么共产党把他们看成是“小资产阶级”——“有产阶级至无产阶级之间的一种第×阶段”，但他对宣言中所提出的理想目标并没有太大歧见。只是强调，《努力》所着重的是“现在”最低限度的要求，事事都考虑只从“现在第一步”着手，所以，“我们并不菲薄你们的理想的主张，你们也不必菲薄我们的最低限度的主张。如果我们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时，你们的理想主张也决不能实现。”（注：胡适：《这一周》，《努力》第10号，1922年7月9日。）说起来，“问题与主义”论争中，李大钊与胡适所论辩的中心，也是如此。

　　从胡适与李大钊、陈独秀的交往中，也可看出双方还保持着密切关系。胡适拟好《我们的政治主张》，首先想到的是与李大钊商议（宣言发表时李也具名于上）。李从事的政治活动，也主动与胡通报。（注：李大钊：《致胡适》（约1922年8月），《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5页。）1923年9月，李大钊还致信胡适，希望能将蔡和森所著《俄国社会革命史》一书，纳入《世界丛书》出版。（注：李大钊：《致胡适》（1923年9月7日、10月下旬），《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56、957页。）该年陈独秀给胡适的信，除希望《努力》出版后“每期赐寄一份”，还推荐瞿秋白新著，“国人对于新俄，誉之者以为天堂，毁之者视为地狱，此皆不知社会进化为何物者之观察”，秋白的书必能去掉世人诸多误解，“望早日介绍于商务，并催其早日出版为要”（注：陈独秀：《致胡适》（1923年4月7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94页。事实上，瞿秋白这段时间也曾多次致函胡适，其中还特别提到，他有意促成其任教的上海大学，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希望胡适能常加指导。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1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159—162页。）。事实上这样的“交情”一直得以延续，几年以后，胡适游欧期间还与国共两党著名人士于右任、蔡和森等密切沟通。胡适的一则日记甚为重要，不只是表达对社会主义的认同，还清楚表明短短三天时间修正了他多年来的想法，其中投身政治活动乃至“组党”的想法，是颇不寻常的。当他看到政治革新具有如此效力，也才有“应该出来做政治活动”甚至组织政党的表态。（注：《胡适全集》第30卷，“日记”1926年8月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223页。）难怪李大钊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注：胡适：《漫游的感想》，《胡适全集》第3卷，第41页。）

　　略为分析《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重新搭建的发言台，可以清楚把握“双方”在政治上的“歧见”究竟有什么具体的表现。看得出，依托新的发言台的《新青年》同人，都在各自表述改革中国政治的意见。分歧不是没有，主要是在手段与方法上。或许用“一个目标，两条道路”归纳双方的“歧见”，更为确当。这也表明，审视《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分化，对此应有清楚把握，即《新青年》群体瓦解后，并未即刻形成对立的思想派别；所阐述的政治主张也并非完全不能相容。明乎此，也能更好认识思想界何以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以及何以会产生“思想界联合战线”之提议。

　　四、“我们”与“他们”：思想界的联合战线

　　约在1921年初，胡适曾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给陈独秀。这封常被征引的信，确值得重视，内中引人瞩目的即是对“我们”与“他们”的区分，且将彼此的畛域悉数道出。胡适颇有些责怪陈不能区分“我们”与“他们”，足证他牢固树立了这种意识。（注：胡适：《致陈独秀》（时间不详，约在1921年初），《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19—120页。）后来鲁迅、周作人与陈源之间发生笔战，胡适也致函表示这是朋友中最可惜之事，“国内只有这些可以作工的人，大家努力‘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还怕干不了千万分之一的工作，——我们岂可自己相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意思很明确，“我们”“横竖是水，可以相通”，因此“‘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开始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小误解，一点子小猜疑呢？”（注：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377—380页。徐志摩也曾致信周作人表示，“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我今天与平伯、绍原、今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过去的当是过去的，彼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话。”见徐志摩《致周作人》（1926年1月31日），《徐志摩全集》第9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1页。）书信往来揭示的生活史与思想史的汇通，涉及思想界的划分，自有其深意在。我们要问，“我们”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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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6-2 14:14:2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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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