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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清 :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

。”（注：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82页。）

　　值得重视的是鲁迅等对相关问题的揭示。1935年鲁迅在一篇文字中讲到，20年代最初几年，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自从支持《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后，“倒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注：鲁迅：《现代小说导论（二）》，见蔡元培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0年版，第132页。）。这样的看法，也出现在研究新文化运动的论著中，1936年出版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就注意到，回应西潮冲击达于颠峰的新文化运动，因尊西的新派分裂为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派，中国思想文化界就“失去了重心”（注：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339页，转引自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所谓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甚为要紧。“分裂”导致“重心”的丧失，本不难理解，但问题随之而来，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还只是问题的一面；同样值得考虑的是，如果思想文化界的“分裂”是中国社会重组的产物，那么在重新组合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界的“位置”又如何？是不是同样有“失去了重心”的问题？这或许是更值得关注的。

　　这里只是对“后五四时期”思想界的分化略作说明，以显示问题的缘起。之所以特别提示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对思想界分化的看法，最基本的正在于，伴随中国社会的重组，“思想界”也形成新的格局，往往是基于特定时期的政治立场对此前的历史进行回溯。此亦表明，中国社会的“重组”与思想界的“分裂”，实有密切关联。

　　二、《新青年》的“分裂”，抑或陈独秀的“出走”

　　审视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走向，通常都围绕《新青年》的“分裂”展开。我们也熟悉了于此所发掘的最具象征性的事件，那就是前述胡适与李大钊围绕“问题与主义”的辩论。这场论争作为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浮出水面的象征，自有其深意在，只是其中之“意义”，并非即刻呈现出来。既如此，以此作为当时思想界分化的向度，就值得斟酌。因此，同样以《新青年》“分裂”作为问题的起点，也存在不同的取向。我想强调的是，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分化，确需确立问题的起点，但与其致力于发掘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如聚焦于《新青年》群体的分化。因为该群体不仅提供了检讨“五四”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分裂”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思想界的“重组”也与这个群体的分化息息相关。只是，是表述为“分裂”，还是“陈独秀的出走”，却值得考虑。（注：胡适后来就谈到，“1920年1月以后，陈独秀是离开我们北京大学这个社团了。他离开了我们《新青年》团体里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时日推移，陈独秀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见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第206页。）

　　约在1919年4月李大钊给胡适的信中，就谈到“团结”问题，提出应该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革新奋斗”。“在这团体中，固然也有许多主张不尽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个团结像这样颜色相同的，恐怕是不大容易了。”但主张不必相同，只要“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所要者，“《新青年》的团结，千万不可不顾”（注：李大钊：《致胡适》（1919年4月），《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6页。）。这当是有所指。就在这年年底，《新青年》第7卷第1期出刊，内中刊登的据称代表“全体社员共同意见”的一则宣言，颇为引人注目。一本已发行到第7卷的杂志，表示“本志的具体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已足使人惊讶；既说社员持论各不相同，却又“要将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明白宣布”，更令人回味。（注：陈独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日。）合理的推断是，《新青年》内部已出现不谐之音，且引起社会上种种猜疑，否则大可不必在这个时候宣示什么“公共意见”。

　　从宣言本身也不难发现，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知上，《新青年》内部确实已产生裂痕。究其实质，是在杂志经历一系列风波，引致其成员间潜在的分裂倾向时，编辑部成员重新在寻求共识，焦点则是“政治”。拾起“民众运动”与“社会改造”的旗帜，并表示要和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即是试图找寻在政治上沟通的契机。但这样的沟通，收效甚微；其成员间的裂痕，也难以弥合。

　　问题并不是要不要“谈政治”那样简单。照胡适的说法，1919年以前，《新青年》大致还是“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有意不谈政治，主要受其影响，“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是注意政治问题的”（注：胡适：《纪念五四》，《独立评论》第149号，1935年5月4日。）。陈独秀对此还颇有报怨，“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但他坚持认为，“政治问题，往往关于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应该装聋作哑呢？”况且，“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注：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918年7月15日），《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68页。）其实，1919年以后《新青年》更多介入现实政治的讨论，也是事出有因，欧战结束、巴黎和会召开以及由此催生出的学生运动，这一连串事件的发生，《新青年》又岂能置身事外。

　　这其中的区别主要在于，陈独秀毫不讳言要“谈政治”，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理想”与“主义”。在《谈政治》一文中，他就表示，我深信许多人所深恶痛绝的强权主义，有时竟可以利用他为善；许多人所歌颂赞美的自由主义，有时也可以利用他为恶。”劳动阶级的枷锁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带上的，“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是彻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注：陈独秀：《谈政治》，《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于陈大张旗鼓要“谈政治”，关键在于，文中所表达的——如把自由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显示如何“谈政治”，陈已有了他的答案。而胡适也未必忌讳“谈政治”，《星期评论》出版后，他就撰文表示，“如果要使思想革新的运动能收实地的功效，非有一贯的团体主张不可”。只是胡尚未形成具体的“理想”与“主义”，所以仍守护于“谈政治”要基于“研究的结果”（注：胡适：《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每周评论》第28号，1919年6月29日。）。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谈政治，而是如何“谈”。宣言反复声明要和过去及现在的各党派“绝对断绝关系”，且“永远不忍加入”，才是症结之所在。具体说来，导致《新青年》团体陷于分裂的导火索，当是这个杂志的“色彩”越来越趋向“过于鲜明”。

　　就在这则宣言发表后不久，1920年1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同时将《新青年》带到上海编辑出版。当陈将编辑工作交由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倾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担当后，这个杂志逐渐成为宣传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在这种情况下，《新青年》该如何走下去成为其成员不得不思虑的问题。胡适再度祭起“不谈政治”的戒约，认为问题已到必须解决的关头。1920年12月他致函陈独秀说，尽管你本人也声称并不为然，但杂志“色彩过于鲜明”，却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况且“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三个解决办法：第一，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第二，将《新青年》迁回北京出版；第三，“暂时停办”。当时在北京的《新青年》同人，也对此发表了意见。（注：胡适：《致陈独秀》，见张静庐编《现代中国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10页。关于《新青年》的分裂及此后其同人所搭建的发言台，笔者在其他文字中有更详细讨论，此系对前文之补充。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尽管多数编委主张《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却没有能够落实。在上海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因为遭查禁，最后只好移到广州出版。虽说《新青年》这个旗帜还在，但不难看出，自这个杂志迁往上海，就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曾经掀起过巨大波澜的《新青年》群体分道扬镳，已无可挽回。

　　如何看待《新青年》群体的分裂，是不该回避的问题。上述种种，似都给出明确信号，《新青年》的分裂缘自政治上的分歧。所谓“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近年来表述为“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于此也有了确凿证据。然而，这样的评估却难免“后见之明”的痕迹。关于什么是五四的核心，从来就是言人人殊的问题，和历史上其他充满歧见的事件一样，五四给后人的昭示也并不完全一致。张灏曾归纳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揭示出五四思想中存在一些对立发展的趋势。（注：张灏：《形象与实质——再认五四思想》，见韦政通等著《自由民主的思想与文化》，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第23—57页。）这有助于认识中国现代思潮的诡谲歧异。同样的，在政治立场上清楚辨析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或也是轻率的。如论者所说，“五四”时围绕“政治”问题进行的辩论，“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或者最有益地被理解为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幼稚或短见的表现；或者理解为激进分子偏向政治教条化的倾向”（注：格里德：《五四知识分子的“政治”观》，见王跃、高力克编《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揆诸“后五四时期”的历史，也不难发现，“问题与主义”之争，或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辩，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即以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来说，也未见有什么严重分歧。（注：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笔者也曾对此有所讨论，参见章清《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自由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图景》，收入瞿海源等主编《自由主义的发展及问题》，台北，桂冠图书公司2002年版。）关键在于，尽管《新青年》为同人杂志，但杂志中人的思想背景与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同人间的分歧其实早已潜埋，只是在启蒙的诉求下，这种分歧被遮掩着；随着政治话语慢慢浮出水面，分歧即暴露出来。只是，此时的“分裂”主要由陈独秀的“出走”表现出来。至于思想界的“分化”，主要体现在《新青年》群体的“瓦解”，还没有通过形成不同的思想派别表现出来。未来的情形如何，还需要通过对杂志同人“后五四时期”的思想进一步追踪。

　　三、政治歧见：一个目标，两条道路

　　《新青年》南迁上海后，胡适曾表示有意另创一个专事哲学与文学的杂志，但这样性质的杂志却没有能够出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包括胡适在内的原《新青年》杂志一群人，再汇聚知识圈及政治圈的其他力量，走上的仍是“谈政治”的“歧路”。这里的意味是，《新青年》群体分化后，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发言台，而且均关注于现实政治。这样，追踪《新青年》同人“后五四时期”思想分化，也有了重要依凭。藉此，可以进一步了解“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又有怎样的“政治歧见”。

　　由“不谈政治”到走上“谈政治”的“歧路”，这是知识阶层的一个新动向。其实，在那样一个时代，不单知识阶层有新的动向，其他社会阶层也是如此。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讲演，就曾表示，“近来许多好人打着不谈政治的招牌，却是很不应该；社会上对谈政治的人，不问好歹，一概的冷淡，也是很不应该。”国中优秀分子当有一种“觉悟”：“国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关系的。谈，我是要谈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注：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年11月7、8日《晨报副镌》。）正如白吉尔所揭示的，自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也许就注定了这个信誉扫地的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控制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而在军阀横征暴敛的年代，所有社会集团的利益都受到损害。在经历一段拒绝参与政治事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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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6-2 14:14:2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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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