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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

韦伯在其论述中也提到中国与欧洲相比有比较长期的和平、统一局面，没有强制性的身份限制、自由迁徙、自由选择职业，以及没有借贷和贸易上的法律限制等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但这些有利条件都是为了衬托、凸现由于缺乏像禁欲主义的新教教义那样的“特殊心态”、终使资本主义无由在中国产生的这一事实。实际上这是佯褒实贬，褒是为了贬。且不说他在征引历史文献时表现出的极大主观随意性，从东汉（公元一世纪）一跃跳到清初（十七世纪），中间虽然也曾蜻蜓点水地偶尔提及北宋王安石的改革，但那只是在论述中国国家赋役制度时的偶然举例，不具实质意义，正所谓“不知魏晋，遑论唐宋元明”，其间正好跨越了几乎在所有方面中国都比欧洲先进的中世纪。单说M. 韦伯写作中国问题的时候，有关中国历史的主要著作西方已然具备，倒是有关中国宗教尤其民俗信仰方面的材料还很不齐全、支离破碎、很不系统，大多散见于各国传教士的记述、二手资料中。然而M. 韦伯在阐释中国宗教的神秘主义性质时剖析之缜密、周延，与其论述中国历史变迁时的思维巨大跳跃，同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其间的差别是耐人寻味的。毕竟，资料的取舍、繁简、疏密要为论旨服务，自然关联着作者的价值取向。无独有偶，施本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也认为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之后，中华文明即已停滞不前，及至东汉王朝以后，就已陷入僵化静止状态，其后的中国历史即已湮没无闻，至少在他的论述中语焉不详。

　　有人认为M. 韦伯并非欧洲中心论者，理由之一是他在论证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理性化特征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选择性亲和的同时，也揭示了现代性在取得高度物质文明后已不复需要禁欲主义宗教伦理的支撑，片面追求工具理性和贬抑价值理性，必将把人类带入理性化的“铁笼”（iron cage）这一令人堪忧的处境，这说明M. 韦伯对人类发展前景持个人主义式的悲观态度并对西方文化持一种批判立场。它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乐观情绪并不合拍，也与一般的“西方中心论”立场，譬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及其变种——现代化理论——那种典型的一切以西方价值为依归相比，尚有区别，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这种见解乍看起来似有道理，但认真思考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和破绽。

　　譬如，M. 韦伯是从宗教进化角度开始其宗教社会学论述的。在他对宗教演化的进步过程的论述中，宗教的变迁正是循着前泛神论-泛神论-多神论-一神论的途径，类似于人类的知性从巫术向理智、从非理性向理性的方向进化。人们有关宗教起源的知识都是从这种进化论角度习得的。在这种习而不察的概念所组成的知识框架影响下，自然而然会得出一神论信仰要比多神论和泛神论信仰高级、精致、甚至理性这样的价值判断，殊不知这种貌似客观-中立的宗教知识、概念里浸透着浓厚的西方中心论的价值观念。从M. 福柯的知识/权力观点中可以看到，这种宗教社会学知识作为一种权力对人们精神领域具有重要的宰制作用，用这种概念框架去研究东方或中国宗教或民俗信仰，必然会得出中国人在宗教信仰领域中的无知、愚昧、迷信传统、非理性、实用主义、功利心态等，并就像M. 韦伯所论证的那样，进一步推论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的结论。其实，这个结论早已为19世纪以来的人类学研究所证伪，这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的做法也成为西方的比较文化研究或跨文化研究最为人所诟病之处，适足表现出西方中心主义所固有的世界是由善、恶二元因素分立对决、机械论的线性进步史观思维定式的偏狭、不宽容、文化上以我为判准、排斥异己，其根源恰恰存在于西方的宗教基要派叛鲋小７垂壑泄淖诮坦勰罨蛎袼仔叛觯纫晕鞣阶诮蹋ㄑ遣毙叛鎏逑担┪迹敲粗泄淖诮绦叛鋈酚邪ㄗ嫦瘸绨莸亩嗌裥叛觥ⅰ傲偈北Х鸾牛惺虏虐萆瘛钡墓奶确矫娴奈侍夂捅锥恕５绻桓鼋嵌人伎迹ㄆ┤纾拖衽灾饕逭吲滥腥ㄖ饕迥茄又泄幕肮叩暮秃纤嘉绞胶托形绞缴先ト鲜叮夥吹箍赡苁侵泄幕囊桓鎏厣恢殖ごΓ蛭钦庵侄宰诮绦叛龅睦词馈⒈税妒澜缢С值某选⒉簧豕匦摹⑽蘅晌薏豢伞⑷ǖ蔽等思使叵岛腿禾逯刃蚧蛭狗逗笕硕械睦窠凇⒁鞘蕉创姆笱苡Ω缎奶ㄕ缈鬃铀担凹廊缭冢郎袢缟裨凇保安恢芍馈保庥胛鞣饺税炎诮绦叛鍪游说摹爸占厍小保╱ltimate concern）的救赎心态（依靠信仰通过赎罪企盼灵魂得到拯救）完全不是一回事，不可同日而语。在中文中，用“宗教”传译西文religion只是借用。据《说文解字》：宗，从宀从示（礻）；示谓神也，宀谓屋也。宗尊双声（同音）；宗，尊也，祖廟也。凡尊者谓之宗，尊之则曰宗之。尊莫（过于）尊於祖廟，故谓之宗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故从攵从孝。引申为所教所学之内容，即教规教义（doctrines）。合起来，宗教就是为人们所尊崇的一种学说或思想体系。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教学说引导人们关注个人的内心道德世界，注重人格的修习圆满，走的是一种内在超越的理路，而较少关注崇拜、信仰内容的纯正，客观上导致中国人在行动举止上的宽容、豁达、包容异己、兼收并蓄的待人接物方式。正如一些古语、谚语中所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过洁世同嫌”，这些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孔子语）中和变通的哲理，这与西方宗教信奉的“基督以外无救恩”的绝对性、排他性适成鲜明对照。惟其如此，才使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上避免了欧洲发生过的基督教十字军东征和伊斯兰教圣战式的宗教屠戮。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信奉西方宗教的欧洲人，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最集中表现在欧洲历史上长期以来排犹主义盛行。发人深省的是，公元70年犹太人被罗马人打败，首都耶路撒冷被攻陷亡国后，人民惨遭屠戮，被迫背井离乡、颠沛流离辗转于世界各地近两千年，凭借着一神论的宗教信仰和民族语言文化的支撑迄今仍保留着犹太民族的独立身份和地位，受到世人的广泛尊重并传为美谈。韦伯的《古代犹太教》一书正像其他两部论述亚洲宗教的著作一样，主题在于通过揭示犹太教的经济伦理，论述理性的资本主义何以不能在犹太人中产生的原因，其中他对犹太人作为到处受驱逐的“贱民”的描述及其原因的分析，是与对犹太教断然拒斥巫术及其对耶和华一神论信仰的论述相联系的。犹太人在其居住地巴勒斯坦以崇信和维护耶和华为唯一神而聚集在一起，与周围的腓尼基人和迦南人为信仰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战斗。这些外邦人的神喜好纵欲的狂欢和神秘的巫术，而耶和华透过先知教导犹太人学习律法以抵御和反对巫术。独特的耶和华一神崇拜，强烈的弥赛亚信仰，笃信犹太人是与神立约并被拣选的民族、先知能与神直接沟通并传达神的启示，使犹太人卓尔不群地区别于周边其他民族。此外，犹太教还强化了一套与众不同的宗教仪轨和律令，譬如行割礼、恪守安息日不工作、不得向本民族成员放贷取息等等，这些做法也是犹太民族面对周边他民族的敌意自然而然地奉行对内对外双重伦理的原因和具体情境。尽管韦伯从犹太教的宗教伦理进一步追溯到犹太民族的社会伦理，认为犹太人从来没发展出理性的资本主义，而只是一种传统的商业资本主义的形式——“贱民资本主义”。但他对犹太人“贱民”的论述凸显了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迥然有别的个别性特征，使犹太教变成一个被彻底隔绝与他民族联系的孤立宗教。人们从韦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些特征客观上起到了使处于长期分散于异地的犹太人免被周边其他民族同化的危险而能保全自己民族身份的功用。

　　但是，潘光旦先生在《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开封的中国犹太人》（1983）的研究证明，犹太人流落在中国的一支却在开封融入了中华民族。当然，开封的犹太人融入中华民族的史实，有着复杂的主观和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造成这一既定事实的固然是犹太人扮演了主要角色，但谁人又能说与其所处周围的民族及其文化、社会制度、宗教信仰没有关系？为什么犹太人没有融入东欧的波兰、俄罗斯，也没有融入西欧的法、德（历史上这些地区都曾有过犹太人出没），更没有融入亚洲毗邻的印度、中东等国，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吗？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生活的犹太教徒和伊斯兰教徒，或相互视为路人彼此老死不相往来，或为争夺领土生存空间兵戎相见打得不可开交。而置身于中国的两教信众却早已融为一家。着眼于历史沿革上的渊源关系，犹太教在中国自称为回回古教，而伊斯兰教则被称为回回新教；与此相适应，两教信徒的称谓之间也仅以所戴帽子的颜色来加以区分。譬如在开封，犹太教徒戴黑色帽子而自称兰回回或青回回；而伊斯兰教徒则因戴白帽而称白回回（同上）。联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血腥地迫害犹太人惨不忍睹，世界各主要国家均不接纳犹太人，即使连号称最自由民主的美国也不是无条件地收留犹太移民，只有中国不讲任何身份、条件一视同仁地接纳了所有来华避难的犹太人，致使上海成为当时犹太人聚集最多的城市。同样的例证还有：苏俄革命后，大批白俄贵族、犹太人避难于中国东北，曾使哈尔滨成为当时俄国犹太人聚集的城市。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文化在信仰问题上的宽厚包容心态，与其适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人笃信的一神论救赎宗教的狭隘排他性。联想到近年来酿成中东问题僵局的巴勒斯坦与得到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几近演变成冤怨相报、轮回式仇杀的惨烈战争。由此不难看出，一神论的救赎宗教——无论美国、以色列信仰的基督新教、犹太教抑或阿拉伯民族、巴勒斯坦人崇信的伊斯兰教——在终极关切上的排他性，以及在行为取向上对“异教徒”一向不宽容、不妥协，集中体现了宗教原教旨主义（或称基要派）的偏狭，及其背后作为精神支撑的启示神学之绝对主义的文化独断，必然减弱或背离他们口头上宣称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精神实质。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一家”观念，正如儒家所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主张以文化、道德对待周边他人，而不以种族、宗教作为标准。这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和精神必将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因为这种精神本身从和合观点上看，就是“全球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或根本精义，这必然是构成全球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原载《社会》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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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5-29 3:11:24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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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