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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话对于史学家尤其适用，研究历史的人，即使观点再新，也不能新到宣称满洲人从来没有入关！但是，过去一、二十年来，史学界的新发展，也是有目共睹的。

　　或许国科会人文处历史学门通过计划的名单是观察国内史学趋势的一项好材料。从近年来所通过的专题计划名单，我们可以看出，整体而言，台湾史学界对种种西方新史学风气非常敏感，尤其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最大，其特点有几个。第一是认识到文化的建构力量之强大，从而对各种界域的历史建构的过程，或是对过去被视为是本质式的或约定俗成的种种现象，以文化史的建构性角度加以解释。第二是各种过去所忽略的新问题的讨论（如出版史、生态史、情欲史、阅读史等），第三是与性别、后殖民主义、以及与国族主义有关之研究。

　　没有人能否认以上种种新发展大幅地扩大了历史的视界，我在此不想重复这些新动向。此处所谈的，纯粹是我个人实际进行研究工作时的一些反思。

　　一、史料

　　近一、二十年来，不管是与近代思想文化史有关的文集、出版史料等都出版得很多，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历史眼光的改变以及政治气候的变化，使得原先不被注意的材料大量出土。尤其是中国大陆，正在经历一个「恢复历史记忆」的时期，也就是对民国时代非左派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好奇与兴趣，连带的，也使得与这些人物相关的各种材料大量问世。在林林总总的材料中，「私密性的文件」（private document）很值得注意。譬如大量日记被整理出版，我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如《胡适日记》（台湾）、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吴宓日记》、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朱恃三日记》、《陈范予日记》、缪荃孙的日记等。此外当然还有许许多多未被印出的日记，从晚清以来，估计在一、两千部以上，许多存在县、镇级的图书馆，如果能审慎而有效地使用这些日记，几乎可以按年按日排纂出各个阶段、不同阶层的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心态的变化、思想资源的流动等等问题，使得我们可以不局限于探讨思想家的言论，而能从一个新的广度与纵深来探讨思想、文化史。书信也是一宗值得注意的新材料。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陈垣来往书信集》、陈寅恪的书信等等皆是。

　　除了「私密性文件」之外，地方性的材料也值得注意。过去因为史学界将较多的心力放在在全国性的事件，或在全国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思想人物，比较忽略地方的材料。除了地方士人的著作外，各种地方小报、宣传册子、习俗调查，通俗书刊，如果善加利用，都可能投射出新的光彩，它们有许多仍然保存在各地的档案馆、文史馆中。近年来，中国大陆整理了清末民初各地的报纸，包括了许许多多晚清以来地方上的小报纸，从中很可以观察到一个时代的变化如何在一个极不起眼的地方社会中发生的作用。

　　此外，也有一大批未参与近代的主流论述的所谓保守派或旧派人物的著作，陆续引起注意，刘咸炘的《推十书》即是一例。刘咸炘是四川成都一位「足不出里闬\」的旧派人物，他独立发展出一整套以章学诚的思想为基础的体系，其丰富性与独特性相当值得注意。此外像王闿运、王先谦等人的作品也被陆续整理出来，提供许多的方便。

　　最后，一些始终被注意、但史料却很零散的社团材料，也陆续被整理出版。像清季在文化与政治上都起过关键性作用的「南社」，近年来因着《南社丛书》的出版，提供了远比一、二十年前更丰富得多的素材，可以比较深入地进行分析。

　　二、研究方法

　　1.首先我要谈思想的社会功能，我想说的是「思想的形形色色使用」，这个词是从英国哲学家John Austin的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1发展出来的。我们除了探讨思想的意蕴，还应留心这一思想的形形色色使用以及它们的社会、政治功能。思想有时被用来划分群体，甚至与权力的得到或失去息息相关，有些是用来帮助维系社会菁英地位，有些是合法化世俗的愿望等等，不一而足，（譬如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描述「革命」一词在学校里如何被作为低班的人反抗高班同学的思想依据。）2既然要谈思想的社会功能，则思想与自我利益（self interest）之间的关系便值得厘清，在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人们的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也值得注意。

　　此处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思想的形形色色的使用。

　　>3儒家的经典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道德教化功能之外，4在民间有时还被当作宗教经典使用，用来驱鬼、祈雨、敬神等，上层菁英在诠释儒家经典，下层百姓或读书人，也用他们的生活经验在诠释、使用儒家经典，5还有像清初潘平格以《孝经》祈雨，6像《绿野仙踪》中齐贡生以《大学》来赶鬼，并且认为《大学》是比道教经典更有力的驱鬼利器，7像清季太谷学派以宗教性质来重新诠释大部份儒家经典皆是这方面的例子。

　　2. 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经说，研究古代的历史要像「倒着放电影」（regressive method）8，要从古代建筑物在地面上所留下的阴影倒回去追索该建筑的模样，对于史料稀少零碎像法国农村史的研究而言，他的方法很有道理。　　但近代思想文化史是一个史料非常多的领域，而且整体的历史轮廓也比较清楚，我个人认为，在方法论上应该是顺着放电影，也就是努力回到最初的「无知之幕」，一步一步展向未来。

　　我们对百年来的历史知道得太熟了，所以我们已逐渐失去对所研究问题的新鲜感，需要「去熟悉化」（defamiliarized），才能对这一段历史产生比较新的了解。对某一个定点上的历史行动者而言，后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他所不知道的，摆在他面前的是有限的资源和不确定性，未来对他而言是一个或然率的问题，他的所有决定都是在不完全的理性、个人的利益考量、不透明的信息、偶然性，夹杂着群众的嚣闹之下作成的，不像我们这些百年之后充满「后见之明」的人所见到的那样完全、那样透明、那样充满合理性，并习惯于以全知、合理、透明的逻辑将事件的前后因果顺顺当当地倒接回去。

　　换言之，「事件发展的逻辑」与「史家的逻辑」是相反的，在时间与事件顺序上正好相反，一个是A→Z，一个是Z→A。太过耽溺于「后见之明」式的思考方式，则偏向于以结果推断过程，用来反推回去的支点都是后来产生重大历史结果的事件，然后照着与事件进程完全相反的时间顺序倒扣回去，成为一条因果的锁链。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的是许许多多互相竞逐的因子，只有其中的少数因子与后来事件发生历史意义上的关联，而其它的因子的歧出性与复杂性，就常常被忽略以至似乎完全不曾存在过了。如何将它们各种互相竞逐的论述之间的竞争性及复杂性发掘出来，解放出来，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工作。在近代中国，原有的秩序已经崩解，任何一种思想都有一些机会成为领导性论述，同时也有许许多多的思潮在竞争，必需摆脱「后见之明」式的，或过度目的论式的思维，才能发掘其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内在的张力。

　　此外，一个大致知晓全幅历史发展的人，与一个对未来会如何发展一无所知的历史行动者，对事件中各个因子之间的复杂情况与关系的了解与分析明显不同。我们可以想象后代史家会多么容易对「事件发展逻辑」所特有的非透明性、岐出性、偶然性，作出错误的解读与诠释。同时也能意会到想要「去熟悉化」是一件多么艰难，甚至永远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但是对这两种逻辑之间重大差异的自觉，恐怕是史家所应时刻保持的。

　　3. 我们已经充份了解Weber所说的思想、习俗等所构成的「世界图象」对历史发展所扮演的类似火车「转辙器」的功能，9但是如果更深入地看，思想与政治、社会、教育、出版、风俗、制度之间，是一种佛家所谓的互为因缘，或是用Nobert Elias的话说，是一种「交互依存」（interdependence）的关系。10

　　韦伯也曾经说过，人是搭挂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网络之上的动物，此话诚然，但人同时也是搭挂在其生活网络与社会网络之上的动物，后面两者与思想有非常深刻的关系。当社会生活形式产生深刻变化之时，便与一种新的思想产生亲和性（affinity）的关系，思想像一株树木，它生活在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如果我们比较深入地了解Alfred Schutz

　　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分析，或许可以把握“思想”与“生活”之间交互依存的关系。

　　远的不说，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变化，使得“过去”成为一个陌生的国度，11使得“传统”成为一个流行的概念，使得形形色色的新思潮得以越闸而出。是什么样的社会生活变化，使得较早一批出身于港澳或租界或沿海通商口岸的思想家而言，把他们生活中所见所感的东西化为歆动一时的思想言论。

　　思想与社会、政治、教育等复杂的「交互依存」性关系，使得跨领域的研究变得相当迫切。近来自然科学已经出现了学科重组的新发展，十九世纪以来逐渐定型的一些学科划分，面临了改组的命运，而新出现的学科常常是跨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思想史研究中，跨领域研究也是一条值得重视的路。（譬如近几十年来，有关中国上古思想史的一些新看法是与人类学分不开的。）

　　三、研究课题

　　1.我们在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时，太过注意浮沉于全国性舞台的人物或事件，或是想尽办法爬梳庶民的心态，但比较忽略了「中层」的思想文化史，如果地方上的人物被史家注意到，通常也是因为他后来成为举国所瞩目的人物，像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成都的吴虞，或杭州一师的施存统，但是除了这些后来上升到全国舞台的思想人物外，许多小地方都有它丰富而多采多姿的变化，在地的读书人也敏感地寻找思想文化上的出路。Michel de Certeau说，在大波浪之下的海底鱼儿们游水的身姿也值得我们注意。12这里所指的是县或乡镇这一级的思想文化活动。有几个立即可以探究的问题：没有这些在地的读书人，通文墨的种种身份（如阴阳生）的人，精英的论述可能下到在地社会吗？他们是不是被动「启蒙」的一群，他们与主流论述的大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他们在大思潮风行草偃之时，是否维持其在地性的思想特色，或者根本应该反过来思考，上升到全国舞台的大知识分子事实上始终带着在地性的思想色彩。

　　以江南一些古镇中的小读书人与整个时局变化的关系为例，江苏的几个古镇像南浔、周庄、同里、黎里、用直，它们都是一些富含明清江南古典气息的小镇，但在清末民初，其地的读书人，酝酿了一些动能，在地方上也都兴办了许多新的事业，这些动能并不全然与主流论述相合拍，但他们都有摸索各种出路的努力。（以周庄为例，《岘声》、《新周庄》这类地方小报纸是了解当地思想文化动态的好材料）其中只有后来与南社有关的诗人，如柳亚子、陈去病等较为大家所知。

　　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观察，这些原本十分古老、封闭的地方社群中思想与知识的生产与流动，他们如何得到书刊，他们读什么书报，讯息沟通的网络，地方新兴起的舆论，几个零星的「有机型知识分子」如何获得外部讯息，如何把外面的主流思想议论变造成浅白的语言，传达给在地的人民，如何成为组织者与宣传者，并使自己取得了原先旧科举功名拥有者在地方上所享受的优越地位等，都很值得注意。13

　　2.过去，我们似乎将太多注意力放在新派人物，即使被注意到的所谓保守派，也常常是与新派人物保持密切对话的人（如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其中牵就陈独秀与胡适之处甚多），对于旧派人物的丰富性了解相对较少。

　　对于许多旧派人物而言，所谓进步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是一种堕落与破灭。旧派人物的「文化理想」特别值得注意。经过长期的积累沉淀，有一些基本的「文化理想」已经根深蒂固，所以常常是社会文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是旧读书人挂在口头上的始终是「理想上」应该如何如何。只要这「理想上应该如何如何」的心理不曾变化，则不管现实的变化有多大，他们心目中仍将以这些「文化理想」衡量、评判现实，想尽一切努力回到那个「文化理想」。所以，这些「文化理想」的内容，旧派人物的思想世界与传统的「文化理想」的关系，以及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主流论述严重地挑战或破坏了这些「文化理想」，都值得探究。此外我们已经知道「新派」不停地在变，但我们较忽略的是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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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5-29 3:10:06 作者：王汎森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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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