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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中共夺取东北始末 1945 1946年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演变与苏联

在一九四四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破裂之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已经走入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刘少奇在中共六届七中主席团会议的一次讲话中，一句话点破了这时双方关系的本质，即“蒋的一切布置是搞垮共产党，我们的一切布置是搞垮蒋介石”。但是，中共这时要想搞垮蒋介石，至少在两个大的方面还不具备条件。一个是中共自身的力量还远不如国民党，一个是蒋介石的背后还有当时在世界上最为强大的美国的支持。当然，就中共自身的力量而言，他们丝毫也不怕与国民党闹翻。在一九四四年底，毛泽东甚至已经雄心勃勃地表示，中共这次一定要从蒋介石手里“把中国拿下来”（１）。可是，随着美国政府明显地表现出支持蒋介石的态度，这种可能性几乎变成了零。不仅如此，当一九四五年军事形势表明整个战争行将结束之后，中共越来越相信国共之间战后将不可避免地要爆发战争，而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半殖民地。在有了大片的根据地和上百万的军事力量之后，中共无论如何不能容忍抗战之后中国继续回到国民党一党的统治之下，他们无论如何要设法在在中国政治的舞台上取得决定性的地位。问题是，要想能够同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府分庭抗礼，他们也必须得到同样有力的国际支持。在这方面，他们所能指望的自然只有苏联。

　　在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月里，要想了解苏联在远东准备扮演的角色，看起来是颇为困难的。毛泽东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没有能够收到明显的效果。因此，直到四月间，他还只能把美苏英之间表面上的团结一致当成是自己的形势分析的基本依据。但毛泽东毕竟是一个头脑聪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很快就从苏联扶持东欧民主政权和准备介入远东事务等种种迹象中，看出了苏联同美国在战后政治倾向上和基本利益上的不同。这使毛泽东深受鼓舞。在美国公开支持蒋介石的情况下，“我们中国没有外国援助，能不能胜利？”毛泽东明确认为：不能。“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必须有苏联的帮助。尽管苏联曾经长期不援助中共，但是三十年代的经验和信念使毛泽东相信：“人家不是不援助，而是情况不允许”。如今，尽管仍旧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可是他认为，苏联一定会援助中共。他甚至断言：“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２）。毫无疑问，由于注意到苏联将要在远东参加对日作战，特别是解放中国东北地区的作战，中共中央对于从东北地区取得苏联的援助颇有信心。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准备廿、三十个旅，十五万人到廿万人脱离军区，将来开到满洲去”，并“得到技术条件”，即飞机大炮。而“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因为现在我们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东北不仅有大工业，而且地域广大，物产丰富，又背靠苏联和外蒙，自然是最理想的根据地了。（３）因此，夺取东北，背靠苏蒙，取得援助，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迅速成为抗战结束前中共中央最重要的战略设想之一。只是，要想具体实现这一设想，还必须取得苏联方面的谅解与协助。而当时复杂多变的形势与美苏国共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中共与苏联最高决策层之间的联系方式，使得中共在具体实现上述战略设想时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麻烦。但很显然，美苏之间在远东的争夺和对抗，最终促成了中共在东北问题上的策略的成功。

　　机会来了，但中共不知道苏联人是不是会允许他们利用这个机会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人盼望已久的机会来到了。这一天，苏联开始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本宣战。延安沸腾了，中共中央刚刚收到消息就立刻召开会议，毛泽东兴奋地说：同苏联红军配合作战，是痛快，原来以为要与美国配合，那才是麻烦。尽管，由于还不了解苏联方面的具体态度，中共这时对如何与苏联红军配合还不清楚，但配备干部，发动攻势，准备几十个旅打仗，特别是尽可能争取集中多数兵力与苏军实现战役上配合的方针迅速决定了下来。毛泽东和朱德当天就极其热情地致电斯大林元帅，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对苏联政府的对日宣战，表示热烈的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区一万万人民及其军队将以全力配合红军及其他盟国军队消灭万恶的日本侵略者。（３）

　　当然，在日本侵略者即将战败甚至投降，而国民党主力多半还远在西南，鞭长不及马腹之际，中共这时首先考虑的还是利用自己占有华北华中大片农村根据地的先天之利，乘机迅速占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扩大地方，壮大力量。为此，他们首先发出的党内指示，突出地强调了迅速扩大解放区和壮大自己军队的问题。在八月十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和各区党委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苏联参战后，日本政府有继续抵抗的可能，亦有投降的可能。在此伟大历史突变之时，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大城市及要道（４）。

　　接着，朱德接连发出七道命令，要求八路军分别向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进攻。其第二号命令虽然也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和李运昌部向热河、辽宁及吉林进攻，但在内部指示中则特别说明，这一命令只是“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队外，并非要吕、张、万等部马上开往（东北）四省”（５）。其后，只有晋察冀分局指令地处辽宁、热河及河北边界地区的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部注意向张家口、承德、山海关及朝阳、锦州推进，迎接苏军，寻求配合，并探虚实。另外，中共还考虑让原东北军旧部万毅部于必要时向东北移动，并派一千二百名干部前往东北工作，但这一切还都在准备中。

　　由于日本迅速宣告投降，美国随即全力帮助国民政府向华中和华北地区运送军队，接收政权，而盟军司令部更公开反对中共参加接收和授降工作，致使中共无法顺利实现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既定目标。而与此同时，国共两党间的军事冲突明显开始增加，中共确信内战将至，遂不得不下决心在华北、华中、华南展开针对国民党的军事行动，尽可能牵制国民党军队向华北开进，以便力争实现中共对华北几省的实际控制。（６）

　　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了解到苏联外贝加尔方面苏蒙联军先头部队已经从外蒙古进入中国察哈尔地区并占领了多伦及张北。毛泽东立即下令绥远、太行、冀察地区的八路军乘机夺取靠近张家口地区的大同、太原与北平，并与试图占领这些城市的国民党傅作义部和阎锡山部作战，力图造成背靠苏军控制冀察晋绥热数省大部地区的形势。但是，紧接着传来的晋察冀边区冀察军区郭天民、刘导生部所辖十二分区詹大南、段苏权部于十七日与张北苏军会合人消息，似乎并不令人感到鼓舞。无论是中共这些地方部队五花八门的服装，还是相互间语言不通造成的隔阂，都使得苏军最初对中共地方部队极信任。特别是苏军在化德一度受到过冒充八路军的部队的袭击，最初与苏军会合的少数中共地方部队甚至遭到苏军缴械。当然，中共中央相信这些都只是出于一种误会。而且随后苏军很快即根据斯大林的电报指示与中共军队进行接触和联络，并要求中共部队配合其进攻张家口的行动，这使得中共中央迅速下决心以晋察冀军区主力“配合红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７）。而二十日，当有情报证明国民党正在由美国运送军队前往东北之后，中共中央更不能不紧急部署派部队前往东北在区。

　　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终于决定：“乘红军占领东北期间和国民党争夺东北”。为此，他们紧急调遣李运昌部三个团和冀东、冀察两区各一部深入热河及辽宁，并决定从山东调两个团，冀鲁豫调一个团，冀中调一个团，每团不得少于一千五百人，由万毅率领开赴东北，另由陕甘宁配备一个团，晋绥军区配备三个团，中央配备一个干部团，共五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开赴东北，全部兵力约有两万人（８）。显然，中共中央相信，从苏蒙联军要求八路军配合夺取张家口的情报和国民党正准备进入东北地区的情况看，苏联红军一定会和八路军配合攻取华北各大城市，并愿意八路军前往东北。这对于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无疑是非常有利的。

　　但几乎就在当天，斯大林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使中共中央的这种热情被泼了一头冷水。斯大林的电报明确要求中共与蒋介石进行合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反对与国民党进行战争（９）。尽管中共早在六月份得知国民政府派宋子文前往苏联进行谈判之后，就已经估计到苏联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有达成妥协的可能，国共谈判在苏美中协定的基础上将不可避免，但是，他们内心深处仍旧不想在承认国民党法统地位的基础上与蒋介石进行妥协。为此，他们坚持拒绝出席七月的国民参政会，既是想给美国和蒋介石一个警告，也是想给苏联一个暗示。而对蒋介石八月十四日来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的举动，更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并斥之为“完全是欺骗”（１０）。因此，他们全力以赴地做着准备与国民党进行战争的工作，决心不让国民党把抗战中主要由他们控制的华北及华中的部分地区轻易地夺过去，甚至打算在苏军的支持下占领东北。斯大林的电报无疑与他们的想法发生了冲突，这使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十分极为激愤，但又不能不尊重斯大林的考虑（１１）。当天晚上，毛泽东致电重庆同意谈判。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改变原定战略方针的指示，内称：

　　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受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民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训练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１２）

　　而对原定派遣部队进入东北的计划，中共中央则要求首先派干部到苏军占领的区域去，建立党的组织，建立地方政权，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在苏军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工作。（１３）

　　如何了解苏联领导人的想法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但在毛泽东渐渐从激动中平静下来之后，他还是表示了充分的理解。他设法安抚了中央内部那种愤懑的情绪并解释说：

　　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如平津、太原，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苏联为了国际和平与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苏联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在欧洲苏联助保加利亚不及希腊，因希是英所必争，中国亦然。……（二）蒋利用合法地位，使日本完全投降于他，我们想争一部分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譬如希腊流亡政府与抵抗阵线，前者有权后者无权，这叫无可奈何。（１４）

　　不过，由于中共已经在两个星期里收复了大小五十九座城市及广大乡村，热河、察哈尔没有国民党军的足迹，江淮、山东、河北、山西、绥远大部分也都在中共的控制中，毛泽东还是相当有信心的。不论怎么谈，原则就是“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华北是以我为主的政治委员会，东北根本就是由我控制，只允许国民党派行政大员，否则就不干。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共中央决定：

　　今后一时期内仍应继续攻势，以期尽可能夺取平绥线、同蒲北段、正太路、德石路、白晋路、道清路，切断北宁、平汉、津浦、胶济、陇海、沪宁各路，凡能控制者均控制之，那怕暂是也好。同时依据中央八月二十二日指示，以必要力量，尽量广占乡村及府城县城小市镇……。再有一时期攻势，我党可能控制江北、淮北、山东、河北、山西、绥远的绝大部分，热察两全省（配合红军外蒙军）及辽宁一部。……至于东北三省为中苏条约规定的范围，行政权在国民党手里，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中央决派千余干部由林枫同志率领去东北。万毅同志所率军队仍须进至热河边境待命，可去则去，不可去，则在热河发展，造成强大的热河根据地（热察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１５）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但公布于八月二十六日，即中共决定采纳斯大林的意见，由毛泽东亲自率团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之际。条约让国民政府感到最大安慰的恐怕就是双方交换的有关相互谅解的照会内容了，即：

　　一、依据上述条约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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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10-27 0:01:01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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