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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全球化中的“中国因素”与世界未来

何谓“社会主义”

过去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苏联东欧剧变以后，又有人说“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可是现在看来，这两句话越来越显得像个反讽。

过去在斯大林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两个概念被认为很类似，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初级阶段”（一曰“第一阶段”）。但是在民主国家，斯大林式的体制通常被称为“共产主义”（其主张者是“共产”党），而“社会主义”则是“社会党”主张的那一套，其核心理念就是所谓民主福利国家。因为斯大林式国家老讲“社会主义”，为了区别，民主国家就流行了“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说法。但其实，正如“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党人”就是同一个词（Communist）一样，在西方“社会主义者”与“社会党人”也就是一回事（Socialist）。加不加“民主”二字本来无关宏旨。19世纪的“社会主义”本来就是一种民主运动——而且应该说恰恰就是后来被斯大林式国家诋毁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的公民民主运动，而绝不是后来斯大林式国家宣称的“专政下的民主”、“民主专政”或“人民民主”——甚至在许多情况下“社会主义”还是一种宪政运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当时就自称、也被称为“宪章派”（注1)，其推动的进程谓之“宪章运动”）和自由运动——尤其是结社自由。

应当指出，结“社”自由是“社会”之为“主义”的首要前提。西语中“社会”即society与“协会”、“学会”这类组织是同一个词，表示自由而不是强制形成的“集体”。正如滕尼斯所言，自由个人联合成“社会”本是近代才有的现象，此前只有各种人身依附性的“共同体”。由“共同体”而“社会”是人类群体组织近代化的关键，正如从传统王朝到近代民族国家是政治近代化的关键一样。传统王朝－共同体的二元对立在近代被民族国家－社会的新二元对立取代后，便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因此毫不奇怪，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主义”与“国家主义”（statism）通常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前者是“左”而后者是“右”，前者意味着激进，而后者意味着保守，前者以普罗大众而后者以权贵为社会背景。那时自由主义者或曰“自由派”往往被认为是两者之间的中派（在社会主义运动未成声势前自由主义本身往往就是对抗保守势力的“左派”），社会主义者在批评自由主义的同时一般都承认自由主义比“国家主义”进步。而“社会主义”那时更接近于“无政府主义”，甚至与“个人主义”的距离也比与“国家主义”的距离小。因此结社自由最为社会主义者欢迎，而最为国家主义者反对。当然，后者反对结社权，却往往主张“结社责”，即把结社当成责任（而非权利）强迫人们按统治者的意志组成农奴式共同体并且不能退出。而这，恰恰也是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所反对的。如果说结社权是“自由主义”的需要，那么毋宁说“社会主义”更需要这种权利才对。苏联式国家的人们既然连结“社”权都没有，还谈何“社会主义”呢？

因此，尽管在欧洲“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若干历史渊源，而且至少在第二国际时代，现今所谓共产主义者的政治先驱也以“社会民主主义者”为正式称谓（直到1918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多数派”改名“俄国共产党多数派”，才终结了这段历史）。由于这种曾经的渊源，反对社会主义的欧美右派常把“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以借后者之恶名打击前者。但其实两者的区别，至少在宏观的视野下，要比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区别大得多。20世纪的列宁－斯大林体制实际上是在俄国民粹主义传统中、而不是在西欧社会主义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至于流变为中国改革前那种体制（毛泽东自谓“马克思加秦始皇”，而人谓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后，与西欧社会主义传统就相去更远、以至相反了。

就以“民主福利国家”这个西欧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而论，中国即便在改革20多年后也仍然没有“民主”（指西方社会主义者、而非别的主义者理解的民主），以前就更少了。同时即便在改革前号称最原教旨的毛泽东时代也没有什么“福利”，以后就更少了——至少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农民享有的福利，不要说比西方的“福利国家”，就是比西方所谓“自由放任”的国家也差得太远。因此，即使在改革前，中国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国家，即斯大林模式的国家，但恐怕绝对算不上“社会主义”国家，即民主福利国家的。

所以本文指称的“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它包括二次分配意义上的民主福利国家，但也不限于此，生产经营体制上的“公有”如果确实是建立在民主、自由的基础上，例如当年欧文的新协和村、格伊恩斯的“进步公社”和现代以色列的基布兹、莫沙乌，欧洲的蒙德拉贡、罗奇代尔等等，当然也是社会主义，但“古拉格生产方式”则不是。

西方社会主义是学的苏联吗？

不过，改革前的中国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却也不是能够毁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尽管1920－1930年代斯大林曾经把欧洲社会民主党人视为头号敌人，毛泽东也曾在苏区“肃反”中大杀“社会民主党”，虽是捕风捉影，却也足显仇恨，但是欧洲社会党人仍然在共产党人与右派的双向打压下发展壮大，并且在二战后达到了民主福利国家的全盛期。尤其是1956年斯大林罪恶暴露、苏式体制走下坡路后，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力反而上升。

20世纪8 0－9 0年代出现了“苏东剧变”，全欧洲政治也出现“向右转”。有人说那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完了。而“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之说遂风行一时。但其实，虽然苏东剧变是对专制极权、对斯大林主义即前文语境中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沉重打击，并且结束了这种“主义”与西方之间的冷战，但是民主福利国家却不是“苏东波”所能摧毁的。

首先，社会民主主义的根基本在西方而不在东方。过去是有一种说法，认为福利国家是在斯大林式体制的挑战下逼出来的，是资本主义“向（东方）社会主义学习”的结果。社会主义在东方播种，而在西方结了果实。但老实说这话听多了有一种阿Q的感觉。日本一位左派学者就自嘲曰，似乎东方人搞社会主义不是为自己谋福利，而是为西方人谋福利？

其实如前所述：中国绝大多数人（农民）在旧体制下享受的公益福利与社会保障不仅不如罗斯福，连被指责为“自由放任”的胡佛时代都不如。当年的苏联也是如此，罗斯福上台时苏联正发生类似我们“三年人祸”那样的体制性大饥荒，乌克兰农民饿死十分之一，政府不仅不救济，把人禁锢起来不许逃荒，还从饿殍口中夺粮用于出口！说罗斯福搞社会福利是学习苏联，未免太异想天开了吧。当年美国是有这种说法，那是右派为了攻击罗斯福，把他说成赤化分子。严肃的学者怎能当真呢？苏联集体农庄的最低收入保障制度是1966年才建立的，我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到现在还无从谈起（东部某些实际上已是地主和股东的、不种田的“农民”另当别论）。今天我们不仅从西方学习市场竞争，也正在学习如何搞社会保障。政策导向曾趋向于学美国，现在有人说美国的不行，应该学欧洲。但总不会是欧美学中国吧？西方的民权进步的确不仅应当归功于自由主义，也应当归功于“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但岂能归功于斯大林主义？！如今我们不仅要向西方学习自由主义，也要向西方学习“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基本是新东西，而不是原来有过、现在“恢复”的东西。

而西方的福利国家当然也可以说是“逼出来的”，但那是在他们的宪政民主体制下、被他们本国的民众逼出来的。当然也可以说是被民主国家的劳工运动即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逼出来的。然而那与专制主义（即便是打“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何干？19世纪欧洲迪斯累里、俾斯麦在英、德劳工运动压力下开始搞近代福利制度时，世界上哪里去找斯大林式国家？美国的资本家即使在罗斯福时代也从来没有想学苏联（相反，他们极力把“想学苏联”当作帽子朝政敌乱扣）。罗斯福的选票更不是来自“想让他学苏联的资本家”，而是来自追求公正的自由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普罗大众包括工会。而众所周知，美国的工会比商会还反共，经常谴责老板们为了与苏联做生意而不顾人权，说他们支持罗斯福搞新政是想学斯大林，比说他们想学俾斯麦还要荒谬多了。

“喜欢福利”的专制者与承担福利责任的民主国

其实早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就讲过民主制导致“穷人政治”的道理。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制度也曾造成过从债务豁免到“观剧津贴”、从“面包与马戏”到儿童补助之类的“古代福利国家”制度，从来没人说那是从波斯帝国这类专制国家学来的吧？今天香港的张五常、李嘉诚诸先生也成天担心“民主化会导致福利社会”，但他们从不担心共产党治港会导致福利社会！老实说，要讲向斯大林学习在西方典型的是希特勒，而不是罗斯福。

当然不可否认，历史上不少专制国家（不仅是斯大林式国家，也包括从罗马帝国到纳粹即“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统治下的德国）也搞过社会福利。尤其是专制者如果有平等均富之类理想主义追求、而其经济能力又足以支持福利计划的话。在苏联式国家中，体制建立之初、即统治者还比较理想主义时经济就比较发达的东德、捷克等若干东欧国家就是这样，尤其是波兰，个体农民从未被迫集体化，却享受了退休、医疗等多项国家福利，可以说是剧变前就有点社会民主主义色彩。

但中苏则不然，其建制之初经济落后，体制主要起的是“原始积累”作用，并无多少福利功能。如苏联1920年代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就提出苏维埃经济要经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和“社会主义积累”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中农民（即绝大多数国民）被类比为“殖民地”，体制的任务是比旧制度更厉害地“剥削”他们，以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后一阶段才是改善福利。有学者统计，斯大林在强制推行集体化前一年内曾13次讲集体农庄的好处，其中只有一次提到集体农庄是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道路，其余12次都是讲集体农庄能给国家提供廉价“商品粮”。直到苏联工业化完成后的1966年，才开始给农民建立福利保障。而中国更是直到改革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状态，改革后经济发展，不那么需要从农民身上抽取“原始积累”了，但统治者的理想主义也淡化殆尽，而既得利益膨胀起来，无暇顾及农民福利了。

即便早期有理想也有福利条件的东欧，也与民主福利国家有质的不同：

在瑞典那样的民主国家，相当程度的福利是一种政府责任。因为那首先是被统治者所要求、而统治者不能不满足的，至于统治者是否喜好福利，并不很重要。现代瑞典史上曾经有“右派”执政，他们并不喜欢福利国家，但他们也不得不搞许多福利。除非他们能说服选民取消福利立法，否则那些责任就无法卸除。与此相反，东德的福利也许不少，但那并非因为被统治者有权要求，而是因为统治者（由于信仰或其他原因而）“喜爱”搞福利。如果他不喜爱，就可以不搞。苏联历史上很长时期，绝大多数人口（农民）不但没什么福利，甚至在1930年前后还因“人祸”饿死了几百万，如果在瑞典（乃至在并非福利国家的其他宪政国度，例如美国）统治者必然被追究责任，但在苏联这丝毫不影响斯大林的威权，因为给不给你福利乃至管不管你死活，这是他的权力，或曰他的喜好，而非他的责任。至于他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福利爱好”（或曰社会主义爱好）本身是否有理，是否可取，那是另一回事。

所以同样是搞“福利”，瑞典政府搞是尽责，斯大林搞则是弄权（哪怕是“善意弄权”）。并非只有宪政政府才搞福利，但承担“福利责任”的确只有宪政下才可能。因此，如果把“社会主义”不是当作统治者的个人爱好，而是看作一种使政府承担福利责任的制度安排，那的确只有民主国家才有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尽管并非所有民主国家都会选择“社会主义”。

“苏东波”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西方社会主义－民主福利国家既然本来就不是“学苏联”，苏联模式的崩溃即所谓苏东剧变自然并不意味着民主福利国家的崩溃，更不至于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那么苏东剧变对西方福利国家有冲击吗？当然是有的。主要是两点：首先，西方右派把“左派”一锅煮，借“共产主义”的垮台进行反“社会主义”的造势，致使后者声誉一度受损。正如1992年德国媒体上一篇评论“教皇通谕”的文章所言：现在能够名正言顺地批判“资本主义”的似乎就只有愤世嫉俗的教皇了。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如此声名狼藉，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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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3-10 5:51:32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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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