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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

刚才国君讲得有点过誉，我讲过，我主张的不是什么第三条道路，我也不太同意超越左与右的说法，因为超越左与右往往意味着比现有的左派或者右派都要更高明。但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可能不是要比他们都高明的问题，不管他们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做到的一些事情，我们不管左派和右派都能做到，我觉得这恐怕是真正的问题。

为了区别所谓超越左与右和我的主张的区别，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的朋友出了一趟国，去了美国转了转，后来又去瑞典转了转，回来就做了一个报告，他认为美国和瑞典都很不好，美国自由竞争太过分，一点都不保护穷人，很不人道，两极分化很厉害。但是瑞典也不好，福利国家搞得太过分了，养懒汉，使大家都不求上进。所以我们都不能学美国和瑞典，我们要搞一个比美国和瑞典更好的东西，这大概就是所谓超越左与右，也可能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

大家知道，这话不是一点道路都没有，因为我们的确看到，在现在的发达国家中，不管是实行所谓自由放任的国家，像美国还是实行福利制度的国家，像瑞典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十年代以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后，一直有一种呼声要超越左与右，要走第三条道路，既不是福利国家，也不是自由放任等。可是我觉得，我们国家要讲这个话题恐怕是没有资格的，为什么？我和那位朋友说，你前面讲的那番话我都同意，美国的自由可能是太多了，我们可能弄不成，我们也不应该弄，瑞典的福利可能也是太过分了，从摇篮到坟墓都朝国家要，我们的确也做不到。可是我从中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和你恰恰相反。我并不认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既不学美国也不学瑞典，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既学美国也学瑞典，美国的自由太多，我们学不了，也许这是真的，可是美国的福利总不多吧，美国的福利瑞典认为低得不得了，可是在我们看来还是很高的，中国人的福利保障不是连美国都达不到吗？如果美国的自由学不了，我们学学美国的福利如何呢？反过来瑞典也是一样的，瑞典社会福利可能我们学不了，可是瑞典的自由如何呢？美国人很看不起瑞典的自由，美国人认为瑞典人的自由太少，可是中国人的自由能有瑞典人那么多吗？如果我们的自由能够达到瑞典的水平不就不错了吗？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目前的问题恐怕是既要学习自由，如果美国的自由我们学不到，至少我们应该有瑞典式的自由，同时我们也应该学习人家搞福利，如果瑞典人的福利我们达不到，至少我们应该达到美国式的福利，美国式的福利和瑞典式的自由，也许在人家看来都是非常低的水平，美国人很看不起瑞典人的自由，瑞典人也很看不起美国人的福利。可是这种最低水平的自由和最低水平的福利我们不是也差得很远，中国如果达到美国式的福利，瑞典式的自由，我认为中国的社会就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我说，先别说美国的自由太多，瑞典的福利太多，大家先从不多的东西学起，自由和福利达到最低的档次，比如我们的自由达到瑞典式的档次，福利达到了美国式的档次，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进一步讨论，我们进一步把自由提高到美国的水平，还是自由这么多就可以了，我们把福利提高到瑞典式的水平，或者这个时候就有所为第三条道路，我们把福利和自由都提高到美国和瑞典之间的水平或者说美国加瑞典除以二的水平，这可能就叫做中间道路或者第三条道路，但是不管是中间道路还是第三条道路，至少都是在底线之上的。如果我们现在连最低的自由，最低的福利都没有，我们谈什么最高的福利，最高的自由，乃至中不溜的福利与自由呢？

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第三条道路对中国人来讲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讲得道路，其实既不是第一条，也不是第二条，也不是第三条，就是人家条条道路都需要有的那么一个基础，或者说不管是什么左的道路右的道路，第一条、第二条乃至第三条道路，都是要建立在大地上的，我们恐怕缺乏的就是这个大地，说得更简单一点，不管是美国人还是瑞典人，都需要的那些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中国人还没有。可能和国内的左派朋友右派朋友都有比较多的交往，但是也对他们有过批评，而且都很早，早在1994年，我们今天讲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那场矛盾，所谓浮出水面之前好几年，我们就在二十一世纪海外的媒体上曾经批评过像崔之元、王韶光现在被认为是左派的朋友，包括国企改革这一类的问题，我们也批评过现在被认为是右派的朋友，当然话可以反过来，有时候并不是我批评他们，而是他们批评我，左派朋友右派朋友都对我有批评。

实际上现在中国既需要左派，也需要右派，正如我刚才讲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左派为中国人争取福利，同时需要右派为我们中国人争取自由，中国现在的左派朋友和右派朋友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一些左派朋友争取福利不太成功，但是反对自由却非常成功，同样我们的一些右派朋友争取自由不是很成功，但是反对福利却很成功，有两个话题我是很不“感冒”的，一是我们的左派朋友特别喜欢反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我是赞同他们争取福利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反对新自由主义。如果你说在欧洲，也许福利国家碰到的问题也许是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但是在中国绝不是这么回事。反过来讲，我对右派朋友要求增加自由，要求限制政府权力等，我都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一些右派朋友特别喜欢骂福利国家，我也是很不赞成的。我觉得如果我们中国左派争取福利，右派争取自由，我们国家就有希望。如果我们国家只是左派反自由，右派反福利，我们恐怕会陷入永远既没有福利也没有自由的状态，那就很糟糕了。

我觉得对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怎么回事，对福利国家怎么回事，我觉得都有必要真正弄清楚，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很多朋友实际上是弄不清楚的。他们只知道西方的右派是反对福利国家的，西方的左派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但是到底是为什么？反问题真正的背景在哪里，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分析。

今天时间比较短，新自由主义这个问题我就不多讲了，我现在只讲一讲福利国家。为什么要讲福利国家呢？过去一年中国围绕这个问题有几件很有趣的事情。2007年5月法国大选，搞了几十年的福利国家在法国产生很严重的弊端，以至于老百姓有了很强大要求变革的呼声，于是就把强烈反对福利国家萨克奇给选上了台，他是一个右翼候选人，但是我讲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右翼候选人。但是萨克奇的上台，就使得六十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到了里根、撒切尔时代讲得人越来越多，尤其到了WTO时代就突出所谓福利国家危机的话题，就又掀起了一个高潮，而且在我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人家都在告别福利国家，我们还要搞什么福利吗，就变成这样一个话题。

但是同时大家知道，我们党内民主派的老同志，大致就在萨克奇当选以后不久，大家可能都知道，谢涛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以福利国家为榜样，在那里提倡民主社会主义。谢涛老一辈希望中国变革老同志在那里长套民主主义社会的同时，通往希望改革另外一些日，尤其是经济学界的一些朋友，从欧美社会中那些反对福利国家的美国式的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他们那些问题背景出发，把福利国家几乎看成是万恶之源，把福利国家视为与集权国家一样的给予激烈的抨击，这不是去年才有的现象。

这二十年来，都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历来一直是低福利，乃至是负福利的国度，却把改革几乎看成是纯粹的所谓去福利化的过程。这样的一个话题，就引起了很有意思的现象，同样对中国不满的，希望中国变革，而且也希望中国走民主化道路的这些人，新左派、老左派我就不说了，我只是说像谢涛他们哪些人和我们一些所谓主流经济学中的一些人，这些人他们都希望中国继续改革，而且他们认为改革也是像西方学习的改革，但是他们要求学民主社会主义，另一个简直就认为福利国家是万恶之源，与以上两种声音截然不同当然还有一种传统的声音。谢涛那篇文章出来之后，骂谢涛哪些人，有些人以斯大林主义的正统之局谴责福利国家和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或者有一种比较客气的说法，福利国家那套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受到中国和苏联社会主义挑战的情况下，从苏联那里学去的。一般的老百姓这样说说不足为奇，《大国崛起》电视剧里头，在罗斯福新政一章也有这样的说法，罗斯福新政是学习苏联的结果，这反映了一个问题，绝大部分人，不管是赞扬的还是骂的，福利国家到底怎么回事，很多人并没有真正了解，因此到底什么是福利国家，人们也不太懂，一般只是说福利国家就是高税收高福利，这个话也不能算错，但是我觉得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有几个话题我们需要谈谈，第一，什么是福利国家。第二，什么不是福利国家。第三，为什么会出现福利国家。第四，福利国家的成就危机和现在的应对。第五，福利国家会消失吗？我们知道福利国家有严重的危机，第六，福利国家的历史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启示。我今天的演讲只讲前面两个，什么是福利国家，第二什么不是福利国家。

什么是福利国家呢？很多人一讲就是说高税收高福利，这个话也不能算错。通常人们讲的福利国家的典型，像瑞典，的确以高税收高福利为主要特征。但是我觉得，高税收高福利其实背后有一个更基本的机制，用我的话来讲，用民主国家干预的方式调整群己权界，在经济领域内适当扩大公共领域，适当限制个人领域，以便调整赢家通吃的弊端，实现所谓平等与效率的平衡，但是这里我们要知道，所谓的平等主要是指结果的平等，至于程序的平等，在他们那里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已经解决了以后，才谈得结果平等的问题。

高税收高福利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方式，也是几十年来证明比较普世性可行的方式，但是并不是唯一的方式。一般来讲，用民主国家干预的方法调解群己权界有种的办法，第一种办法用间接干预的办法，实际上就是凯恩斯模式或者叫新政模式，主要不是直接进行再分配，而是用赤字财政，扩大公共开支，举办公共工程制造景气，促进充分就业，给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方式称为新政凯恩斯方式。瑞典的一些学者像谬尔.达尔，所谓瑞典学派也有这样的主张，这种主张并不是直接的二次分配，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既主张二次分配，也主张刺激景气，像凯恩斯就是反对二次分配，因此凯恩斯在西方经济学也是比较偏左的，但是他并不主张高税收高福利，并不主张用再分配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谬尔.达尔两个方法都主张。凯恩斯虽然不主张二次分配，但是他实际上也是主张用国家干预的办法，他主张虽然不是直接的二次分配，但是实际上也是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罗斯福新政主要是采取这种手段。

第二种就是直接的二次分配，就是用累进税的方式，从富人那里筹集一些钱，用来照顾穷人，这就是所谓的福利国家的做法。

第三种做法是过时，就是国家直接办国有企业，用国有企业取得的利润提供公益服务。像这样的事情，现在做得比较少，但是在六七十年代，大家知道，社会党执政的国家，除了搞高福利，还搞过很长时间的国有化，而且不同的国家情况不一样，像英国工党，很多人都认为英国工党比一般的欧陆社会党更保守一些，没有瑞典社会党那么激进。但是，英国工党所谓没有瑞典社会党那么激进主要是指在高税收、高福利方面没有瑞典社会党那么极端，但是英国工党热心于国有化这一点而言远远超过瑞典社会的，所以英国工党在麦克唐纳时期，在工党第一次第二次执政时期，在国有化方面下了相当大的功夫。

虽然我刚才讲得几种模式在不同的国家可能以一种为主，比如美国以凯恩斯模式为主，通常我认为美国福利二次分配的力度不高，美国的国有企业就更少了，连军火就业美国国家都是不搞的，都是私营企业。但是这个话也不能说得那么绝对，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美国再分配机制比较弱，不如瑞典强，那是和瑞典相比，如果和我们这个国家相比，还是很强的。我们经常说美国是低福利，在医疗这个问题上，也就是说美国的福利性医疗保险覆盖率是很低的，只覆盖老人和穷人，一般的人都让你买商业性的医疗保险，国家是不管的，至少对于老人和穷人福利性医疗保险还是有相当强的再分配功能。美国国营企业很少，基本深没有什么国营企业，但是美国具有强烈外部性的领域还是有国营企业，美国最大的水电站还是国营的，大古力电站，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水电站绝大部分属于联邦水务局所有的，通常我们讲的福利国家远远不止是高税收、高福利。

这就形成一个问题，假如福利国家既可以有税收福利二次分配的形式，也可以有国家干预投资，也就是凯恩斯式的模式，甚至也可以有一些国营企业，像英国工党那种所谓麦克唐纳那种模式，所有这些模式都有毛病，这是另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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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8-3-5 6:21:33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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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