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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访谈：潜规则是一块肥腻的石头

前沿思考

●明朝刚开始时反腐败反得那么狠，杀人如麻，监督机制也很健全，怎么最后却那么腐败？

●“仁、义、道、德”这套体系是在互动中形成的一个边界，它对老百姓和官方都有利，是经过充分论证的

●“命-物等价线”一旦被突破，以命换物就有利可图。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搏命之人越多。

中国知识界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1977年、1978年、1979年毕业的大学生，人称“新三届”学人，总数大概有90万人。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随父辈经历过“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等多场政治运动，吸纳了多种成分的政治养料，但始终是个小看客。下过乡，扛过枪，同过窗，江湖的甜酸苦辣，社会的世态炎凉，看个够，吃个饱，就有了“抗体”，就有了不卑不亢，就有了肥腴的怀疑，就有了焦虑的追问。

1976年，我站在北京长安街上，下班的大军像一团灰雾碾过长街。那是一种怎样的风景色块？各种颜色里有关灰的描述是最吝啬的，人在这种色调中，联想和通感处于麻木的冬眠状态。灰色又是颜色中的稀有金属、坏蛋和资本主义。画家这么说，政治家这么说，大家后来也这么说。灰色在我们这一代的视觉记忆里几乎处于一种半空白状态。吴思，是这几十年风雨无阻的灰色版画中的一个。他爱思索，爱创造，爱思考一些八杆子打不着的事和人。

读《明史》顿悟“潜规则”

田炳信：人的行为、习惯、嗜好实际上在18岁前就定型了。像毛泽东喜欢吃红烧肉，周恩来喜欢吃狮子头，许世友喜欢在南京的大别墅里种庄稼。青少年时期受到了什么刺激，中年就会有什么样的反映和补偿。你一过四十就在人文领域里创造了大量有“本土特色”的新概念，如“潜规则”、“合法伤害权”、“血酬定律”等，一经命名，就不胫而走。

吴思：你当过知青吗？

田炳信：我们的经历很相似，我下过四年多的乡。

吴思：你下过乡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我是高中一毕业就到北京昌平县农村插队，那时满脑袋毛泽东思想。19岁那年，我当上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一个生产队57户人家，每年的工分分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能力和努力，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由我负责安排，整天忙得焦头烂额。我勉强胜任了，但感觉很痛苦，清楚地意识到自身能力的限制，意识到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惰性，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观。同时，我在艰难困苦中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面，原来我并非自我想像的那个样子，原来我身上有许多我根本不知道的暗处，我的本性与想像中相去甚远。这些看法也影响了我对别人的看法，对一般人性的看法。

田炳信：你看到了自身的死穴，也感悟到了社会的死穴。

吴思：是。下乡的好处是给我留下了许多终身难以磨灭的记忆，校正了许多从书本和概念中获得的印象。比如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如果按照农业学大寨那套理论到农村去找，什么由于阶级敌人搞破坏造成生产上不去，会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贫下中农不好好干活，地主富农才老实，让他怎么干怎么干，我第一次干活就是和一个地主一块儿砌猪圈，那地主干活可卖力了，绝不敢偷懒。

田炳信：反而是出身好的会偷懒，而且是出身越好越偷懒。

吴思：还特别黑，敢拿东西，敢偷东西，他不怕啊。路线斗争、阶级斗争那套理论到下面完全解释不通。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当记者，那时化肥供应很紧，我到开封做了追踪调查，发现那些化肥的去向跟一摞条子有关，这个领导批了，那个领导批了，谁能批多少，大家都有规矩。

田炳信：这就是“潜规则”？

吴思：这是领导批下去的规矩，实际上真正支配这些东西的还有另外一套规矩，而且一样严密。最后你到农民那一问：“买到化肥没有？”“没有。”“见过没有？”“见过，村长一袋，队长一袋，会计一袋，我们那没有。”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潜规则发挥作用的比例在90%以上，而真正的规矩起不到10%的作用。当时我写的连续报道的第二篇就叫《内部章程》。

田炳信：《内部章程》就是潜规则最早的原创词吧。你怎么想到用“潜规则”这个词？

吴思：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到这不是我最初想像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报道或调查通报乃至撤职处分，不过是扬汤止沸，甚至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市场放开，让市场供求规则取代官场潜规则。化肥分配规则的演变和我的认识过程至此告一段落，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潜规则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追究下去一定会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发现。

然后我就开始读史，读《明史》。我上大学时读过《史记》，就像看小说一样，遇到没故事的“表”和“志”便跳过去。当记者后啃过《汉书》和《后汉书》，感觉昏昏欲睡。我还赶时髦读过《资治通鉴》，读到后汉时就痛苦不堪，半途而废了。出乎意料的是，心里存了个“潜规则”的念头，再读起历史来居然津津有味，满目混沌忽然眉目清楚。原来不同动物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透过不同眼镜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这些文章描绘的就是我戴上“潜规则”的眼镜后看到的中国官场及其传统。比如，明朝刚开始时反腐败反得那么狠，杀人如麻，监督机制也很健全，怎么最后却那么腐败？顺着这个思路下去，一下子就通了，原来明朝完全是说一套做一套。再顺着这个小题目改造一下，“潜规则”就跳出来了。

官场潜规则与“合法伤害权”

田炳信：“潜规则”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它的影响范围、势力和渗透力越来越大，你觉得它对社会，对社会道德的伤害有什么负面作用？

吴思：我们拿相对正式的道德规则来说，比如儒家说的君臣父子，这就是礼，你要是过了，侵犯皇上不对；皇上过了，侵犯你也不对。你如果把10%的税率弄到30%，那就叫暴君，是苛政猛于虎，这就是一套规矩。这套规矩你可以不遵守，但像秦朝十四五年就完蛋了。所以“仁、义、道、德”这套体系是大家在互动中形成的一个边界，它对老百姓和官方都有利，是经过充分论证的。

那么“潜规则”是什么呢？咱们就把正式规则或者道德什么的都说成是正义的边界，如果皇上把这个权授给各个官吏了，它都有代理权、代理人，但实际办事的时候下边的人偷偷抠一点摸一点，欺负你老百姓，这就偏离了正义的边界，不稳定就开始了。人们觉得这个政府是个缺德的政府，因为它口头上说得好，实际上全走样了。虽然个体没有什么反抗能力，但最后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社会的基础越来越不稳，最后走到极端，社会就崩溃了。

田炳信：“潜规则”为什么会对社会造成这么大的负面冲击呢？

吴思：因为每一个官员都可能向这条边界的那边进行侵犯，我当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合法伤害权”，他可以判你五年或者六年，可以罚你跪也可以不罚你跪，几乎每一个官员手里都有这么一个模糊的地带。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个度。“潜规则”主要揭示那些流行于官场的不明说的规矩，但我们的生活领域并不仅仅是官场，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体还是对应的。认真工作，老实做人，那才是最合算的策略。

说到官场，由于官员利益与百姓利益往往存在冲突，许多奖金恰好就是乱收费收来的，人们确实可能陷入道德困境。要当通情达理的好同僚，就不能当关心百姓的好官员。一心为百姓着想，两袖清风，往往就要得罪同僚和上司。在体制改革之前，在向百姓负责的体制代替向上负责的体制之前，我觉得，这个困境很难得到两全其美的解决。这时候，我希望大家生活得良心平静，在算人生总账的时候，不要亏损了自己的良心。如今衣食温饱已不难获得，在我看来，精神上的感觉，才是判断人生质量的主要因素。

“血酬定律”与“元规则”

田炳信：有这样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座山，山上有很多石头。一场暴风雨过后，这些石头慢慢滑下了山，其中两块石头在向下滑行时彼此发现了对方，慢慢地拥抱在一起……但出乎他们的意料，众叛亲离的它们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下滑得更快。“潜规则”可否理解成是两块抱在一起越滑越快的石头？

吴思：这也是一种解释。我在追究“潜规则”形成的过程中，发现了“合法伤害权”，或者叫“低成本伤害能力”，这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我不能给你什么甜头，但能让你尝尝苦头，你不想吃苦就要掏钱。而一旦谈到害人挣钱，各种人各值多少钱，是赔是赚，那就是“血酬定律”研究的领域了。

田炳信：“血酬定律”这个词是你杜撰的吧？

吴思：是我杜撰的。禅宗和尚说，觉悟要经历三个阶段：最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阶段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阶段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经过多年努力，我好像进入了半生不熟的阶段，看什么不是什么。

田炳信：你不是学历史的，但对历史又极具好奇心，是不是因为想像力过剩而让你对原本扑朔迷离的历史有了一种顿悟和独特的观察角度？

吴思：据说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对白色有详细的区分。我们眼中一派白茫茫的世界，在他们眼里却有丰富的层次和色彩。他们可以用丰富的词汇描述我们视若无睹的差异，譬如阳光之下的白和背阴处的白。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们有相应的语言和命名。反过来也可以说，他们所以有那些语言和命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们没有留意的东西，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语言和命名既是认知的成果，又是认知的工具。

田炳信：你觉得现有的词汇和概念还不足以概括你读史的感受？

吴思：中国儒家的规范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看清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了许多东西。现代西方思想大举涌入中国，提供了新的命名系统，在开辟新视野的同时，也难免留下新的盲区。对于上述凝聚了巨量人类智慧的命名体系，我们不能不尊重，但是也不能光靠在前人身上吃现成饭。

田炳信：你是从中受到启发，借用和改造了一些来自民间的词汇，并杜撰了一些词汇？

吴思：是的，像“血酬定律”，杜撰时我参考了一些来自江湖的命名。在江湖黑话中，钱就被称为“血”，钱多就是“血旺”，送钱叫“上血”，每天送的陋规叫“日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山东土匪管绑票收入的钱叫“吃红钱”。我的杜撰就以这两种说法为原料。与“血酬”意思接近的词还有“命价”。但是，正如工资或工酬不等于工价一样，“血酬”与“命价”也有区别。“血酬”强调酬劳的来源，“命价”强调卖命时生命的价位。

田炳信：广东人把这类事叫“出血”。

吴思：这词把钱的根源讲得特明白，人类在拿命换钱的时候，或者在以钱买命的关头，是如何评估盈亏得失。“血酬定律”就想揭开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计算方式。我们知道，劳动换取的收益叫工资，土地换取的收益叫地租，资本换取的收益叫利息，那么，流血拼命换取的收益叫什么？我称之为“血酬”。“血酬”的价值取决于拼争对象的价值。如果拼抢的对象是人本身，譬如绑票，“票”价取决于当事人的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这就是“血酬定律”。这个概念可以简明有力地解释历代兴亡。而打天下的过程，就是以生命换取生存资源的过程。

假设我们回到原始状态，当时只有甲猴群的十平方公里领地和乙猴群的十平方公里领地。当猴群“人口”膨胀发生食物危机的时候，甲猴群牺牲了十只雄猴，赶走了乙猴群，夺来了十平方公里的领地，这十平方公里的领地如何估价？其价值就是十只雄猴的鲜血和生命，平均每平方公里一条猴命。这就意味着，拼抢本身也是一个价值赋予的过程，通过流血牺牲，将价值赋予拼抢对象。

田炳信：在中国这种现象存在几千年了，只不过是在开国初的时候，“血酬”的成本低，间隔的时间长，隐蔽性大，但随着纲常和国纪国法的松弛，“血酬”的本钱越来越高，并由隐蔽转向半公开，甚至基本公开，赤裸裸的。然后由“年出血”到“月出血”到“日出血”，甚至是分分钟在“出血”，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危害都是相当大的。其实任何一个政权都要管这个，其明的一套也不是假的，但是有很多人已经形成了暗区，积重难返。

吴思：明朝制订《大明律》的时候，是几个大儒参照唐朝的法律一条一条地修订草拟，朱元璋又一条一条地品评修改，最后立为天下法。但皇帝本人并不遵行，另外又编撰了一套个人色彩浓重的严刑苛法《大诰》。朱元璋死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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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7-3-19 20:33:34 作者：出处：金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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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