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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我在中国政治中的风雨二十年

原文据说有七篇，但我尽力了也只找到1，2，3，4，5篇，如果其他有兴趣的朋友找得到的话，欢迎补充。

何新：求索第三条道路

我在中国政治中的风雨二十年

说明：何新先生的这个访谈一共七篇，包括：

1 我是如何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

2 十五年前关于经济政策的一场辩论

3 不自量力地阻遏私有化和下岗运动

4 经济学家搞垮中国

5 为什么我不支持“民主”

6 全球战略视野中的中国与台海

7 谈谈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

引言

问：外间有传闻说您身体不好，感谢您仍愿接受我的采访。

何：谢谢！是的，我心脏有点问题。早年在东北时我曾患过心脏病，后来表面上痊愈了，其实只是“代偿”。现在年纪大了，旧病复发。医生去年就建议我做手术。但我想把手里的事做完再说。人生很短促，只有思想是永恒的。

我已很久不见记者，没有精力。但我看了你们的采访提纲，我这次接受你的访谈，是因为我也想通过这次对话，检讨和反思一下自我。谈谈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究竟作过一些什么。

五十而知天命。我的前半生，经历了一般人所未曾遭逢的一些风风雨雨。我得罪了一些人，其中有政治家，但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打破了意识形态中一些人所制造的神话，例如什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神话，什么“河殇”的神话，什么“民主政治”的神话。以及“疑古”、“骂古”、“反古”的神话等等；搞得鼓吹这些东西的一些知识分子很没面子。他们恨死我了。所以极力把我妖魔化。

你们点击“蝈蝈（ google ）”的搜索网页找“何新”，首页首先跳出来的一个标题就是“何新自杀大快人心”（作者是“”的网上论客“任不寐”）。几年了，这个标题始终挂顶，由此可以看出“蝈蝈”这个号称“客观中立”的信息网本身的政治倾向性。我想我如果明天猝死，会有许多知识分子很高兴。他们会说：这家伙总算死了！ 附(关于这点，不妨试试，是真的^_^)

有时我是的确有一点悲凉的。二十年来所为何事？不过一直都是读书、思考、写作而已。但是，为什么有一些人竟这么仇恨我？

就是因为我的一套思想，妨碍了一些人达到他们的目标！

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首”也。古人云“察知渊鱼者不祥”，民间俗语说“泄天机者遭天谴。”我平生数次道破了某些天机，砸了一些人骗人的饭碗；因此犯了众怒，遭受天谴。

好在我已留下了一批已出版的著作，还有一些未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手稿。我感到骄傲的是，在学术上我所完成的事业，在许多方面是超越前人的。留给后人去研究和评论吧。

我相信宿命，我也相信善恶必都有报。我相信上帝最终是公正的。

何新：第一次谈话

我是如何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

问：您本来只是一个研究文化和文学问题的学者，究竟是怎么介入到中国政治之中的呢？

何：是时代因素使然。老实说，我对政治本来是有所畏惧的。青年时代读《史记》，每读到张良、陈平、韩信，主父偃这些奇男子的故事，就豪情慷慨。但又读《资治通鉴》，从历史中看到政治斗争极其残酷一面。多少大人物今日高居庙堂，明日杀身灭族；留在史书中的只不过是几行字而已！

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试图向毛主席上书言事，但书信未能上达九重，人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一尝铁窗滋味。

文革结束后，我从东北回到北京，一回来就感受到时代新政治风云强烈的冲击和震荡。

从那时到现在的将近三十年里，中国经历了伟大的社会变革。而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面对时代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使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而有志报国的华夏儿女，不能不为之激动，不由得不想介入其中。

当年往事历历在目。天安门事件的平反，民主墙，报刊上的思想解放；这种不断面临重大选择的时代背景，同时也为普通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种新的舞台和发表言论的空间。

于是，从文革后期已经不断在我脑中思考的许多问题，我决定以多种形式陆续将它们写出来。

可以说，正是七十年代末邓小平发起的改革运动，把我卷入了当代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辩论的激流之中。

问：您的政治言论是什么时候引起了高层注意的？

何：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当时知识学术界中已经颇有名气。这一点，你只要检索一下那个时期的《新华文摘》、《文摘报》、《理论信息报》等报刊就知道了。这些从全国出版物中摘选重要文论的报刊，当时经常转载摘录我所提出的一些新理论观点。

1985 年我在《读书》、《文艺研究》等杂志上发表批评当代文学“新潮”的一组文章，它们引起了政治局胡乔木等领导人的注意。胡乔木亲自把文章清样调去，多次亲自动笔作修改。文章发表后，一时震动文坛。

1988 年夏，我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周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经济改革的文章，直陈当时的经改方针有重大失误，批评所谓“价格改革”已成为掩饰恶性通货膨胀的遁词。这一组文章发表后，反响甚大，引起了高层包括赵的关注。 ( 先生逝世，我也感到悲痛。有友人曾告我，赵不仅知道我，而且欣赏我，因此希望我参加追悼会；并且给了我车证。最终虽因故未能去，心则戚戚焉。） 

其后（ 1988 年 10 月），我在香港《明报月刊》上连续发表了一组评论，认为中国的改革正在陷入危机，中国可能即将发生政治动乱，可能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我预言，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等等。

在这一组文章中，我甚至描述了一个中国演化向动乱方向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的具体模型。为了防止国家陷入动乱和分裂，我呼吁从激进改革方向退却，呼吁采取渐进改革的路线，抨击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

我的这些议论引起了国内政治家们，包括邓小平、陈云和赵的注意，也引起了国际政治界的关注。 1990 年我访问日本时，日本人曾告诉我，这一组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立即被东西方情报机构所重视。

1989 年 3 月，我收到了一份从国务院发给我的密件，里面是刚刚成稿的《政府工作报告》。这种文件通常是由高层发到小部分精英人士中听取咨询意见的。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被政府邀请的受咨询者之一了。

后来我知道，当时我已被有关方面推荐名列于中组部和统战部所关注的培养对象，尽管我并非中共党员。我一度甚至曾被高层提名为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只是由于社科院内部领导（不是胡绳同志）的反对，此事被否决了。

1989 年游行事件发生后， 4 月中旬，我通过阎明复向邓小平同志提交了一封重要信件。这个信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赵秘书鲍彤在一篇回忆中说：

“ 5 月上旬，《快讯》登了社会科学院何新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我忘了。内容，我现在回忆（我自己的印象，决不是何新同志的的原话）是讲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要处理好知识份子的政治要求，这是一个带普遍性长期性的问题，特别要慎重从事，压是压不下去的，而可能适得其反等等。

同志问我对这篇文章有何看法，我说，这篇文章很有见解，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建议在新华社发到省军级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发表。他说，可以。

我就把这篇文章送给新华社总编室（文中有一节，专讲不能轻易动用军队。我把这篇文章送新华社时，把这一节全文删去了。）但我不知道后来发表了没有。

我印象中，没有在《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这篇文章，因此可能没有发表。要是没有发表，那是新华社负责同志不同意我的建议，但我当时确实提过这个建议。”

鲍所指的是我 1989 年 4 月给邓小平同志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全文刊登了。

问：是否可以说，正是由于您的主动议政，引起了高层领导人对你的注意；最终将你调离了中国社会科学院？

答： 1989 年 6 月 1 日我得到李鹏总理的约见，作为知识界代表列席参加国务院办公会议。

1990 年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在病中多次召见我邀谈内外形势。同年我被中央直接安排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不久，我的工作关系调入了全国政协。

根据李先念、王任重的指示，政协领导对我的工作作了极其特殊的安排。让我作为一个专职委员进行调研，随时将我的想法、言论和建议，通过正式渠道报送中央最高决策层。这也就是我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能以一个非党知识分子的身份，发挥了某种特殊作用的原因。

那些工作成果中的大部分（属于能发表的部分），后来陆续汇集在一批书中出版，即《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白皮书），《致中南海密札》（海外出版）、《为中国声辩》、《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三卷本）等。（以上著作分别于 1992—2000 年，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及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 

许多朋友读过这几本书，但他们未必了解这些书中那些政治性信件和调研报告的写作背景。其实这些著作就是我当时所作的工作。

问：您认识江泽民吗？

何：认识。有这样两件事。

第一件事，大概是在 1990 年底或 1991 年初吧，江总书记要约见一些知识分子。中央办公厅开了个名单，我印象中人不太多，好象只找了十几个人，到中南海怀仁堂开会，其中有我。到会后，为了不引人注意，我溜边，在一个很边缘的角位上入坐。

会议开始后，江总书记拿着到会者的名单说，很多同志是初次见面，我念名字，念到的请站起来，给我认一下好不好？

于是他就根据名单一个个地念名，一会儿念到我，我站起来。他打量我看了一下，说：“哦，你就是何新，这么高个子？”我笑了，他也笑了，我就坐下了。

后来会间休息，我去卫生间。一出门在走廊正好迎到江总书记从对面走过来。他对我微笑，而且有意伸出手打招呼的样子，我看出了他的意思，但当时周围聚集围观的工作人员很多，我有点惶惑和不知所措；所以一侧身绕到一个柱子后面避过去了。这是我的一次失礼。

我估计这件事会给他留下一个不好印象，就是何新这个人的确很狂傲、怪僻。

第二件事是一位在中央工作的朋友告诉我的。他说，有一次总书记邀集了一些理论界的人士开座谈会。在会上不知谁提起何新，于是一片指责之声。

但是听他们讲完之后，据说总书记说了这样几句话：“同志们，你们讲的也许都是真的。但是，当党和国家遭遇重大困难的时候，何新同志挺身而出，帮助了党和国家。”于是大家哑口无言了。

这件事，我虽然并没有听到原话，但一直令我深受感动。

虽然江泽民后来再没有直接约见我谈过话，但在他任总书记的整个时期中，我一直能将自己重要的想法和社情舆论，通过中办机要渠道直接送报到他的办公室。在我所提交过的文件中，有的是对于当时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关于国有企业改制问题、下岗问题以及金融政策问题，提出强烈的不同意见的。

但是不论我讲了什么，我始终是能够畅所欲言的，从没有为此受到过任何批评或压力。因此我认为江总书记是有容纳不同意见之雅量的。其中一些意见，我虽没有正面看到他的答复，但是我可以从后来政策方向的调整中感受到，我的一些意见可能发生了影响。

问：您和高层其他领导人也有直接联系吗？

何：是的。当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同志在世的时候，我写的东西都是同时复印七份，送报邓（小平）、江（泽民）、陈（云）、王（震）、李（鹏）、李（先念）、王（任重）。 1993 年后，老人家们陆续去世了，我一般就只送报江、李了。

给邓小平送材料，当时既可以通过官方的正式渠道，也可以直接送到老人家的家中。我记得最后一次送文件是在 1994 年底。以后知道老人家已不过问大政，我才停送。

南巡之后， 14 大前，中国政坛一度风云激荡波诡云谲，小平同志提出“左比右更危险”。记得当时王震同志曾把我找去，示意我向邓进言，支持江李体制。我先后在 1992 年 5 月 4 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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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7-3-1 14:38:3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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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沉思] ·何新-我在中国政治中的风雨二十年

2007-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