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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与道德

同志们：下午好。　　

今天，本来是要到大礼堂给大家讲话的，但我嫌那个地方太大。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坐在主席台上，你们在下面正襟危坐。那样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太大了。我之所以选择这个大教室，就是想拉近与同志们的距离。我不是做你们大家已经习惯的、传统意义上的报告。我只是想和大家交流一下思想。我就那么一讲，你们就那么一听，也不要记，也不要录音。讲错的地方我自己负责。与其他领导同志给你们做的报告相比，我讲的东西起点低，没高度、也没什么深度，不象他们的报告又是“高举”，又是“深入”的，气势恢宏。我总是从小处着手。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信念问题，第二个是道德问题。　　

一、信念问题　　

马丁·路德·金讲：“我有一个梦。”和他一样，我也有一个梦。强军梦和强国梦。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这不仅是梦，已变成我的坚强的信念。我们都是军人。和我相比，你们都是年轻的军人。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讲课的时候，曾经套用毛主席的一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我说，军队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是你们今天在座的这些同志的。你们是军队的明天，因此你们也是军队的太阳。我非常热爱这支军队。我十五岁参军，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了。我已经为它奉献了青春。我必将为它奉献终生，虽然我不敢讲是否能为它奉献子孙。我生在军营，长在军营。我爸爸就是个老军人。１９３９年，他和家乡的六个青年农民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在惨烈的孟良崮战役中，其他六个人都在这场战斗中战死，只剩下我爸爸一个人。两年后，我爸爸担任了营教导员。打淮海战役，我爸爸所在的二十一军一八七团在王塘阻击邱清泉兵团。仗打得真残酷。最后守王塘的连队只剩下六个人。敌人潮水般涌上来。爸爸打开了随身带了十年的一个小包裹，里面有奶奶给他做的一双布鞋。他舍不得穿。他背了它十年，走了万里路。在这最后的关头，他想把它穿上，一试，才发现两只鞋都是左脚！爸爸给我讲这个故事时他笑了，我却感到心酸。我们的军队是多少由我爸爸这样的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呀。多少先烈为了今天，在我们前头倒下了。　　

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时期。鄧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大放异彩。军队的地位依然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军队已经在政治上发挥了两次重要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作用。哪两次呢？一次是“六×”政治风波。小平同志说过，这场风波是迟早要来的。既然非来不可，早来比迟来强。“六×”之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最近大家在学习“十六大”的政治报告，里面有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十三年来以江澤民同志为核心的黨中央的辉煌成就。这个“十三年”从什么时候分野？从“六×”。可以这样说，没有“六四”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我们国家今天的繁荣昌盛的局面；没有军队，“六×”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也就不可能有这十三年的辉煌。６月４号那天早晨，北京城经过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后突然平静下来。许多清场部队聚集在天安門广场，不知道下一步事态会怎么发展，神经的弦绷得紧紧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电话都不通。为什么打不通呢？因为全体市民都躲在家里打电话，电话一下超负荷，瘫痪了。谣言象长了腿，飞跑全国。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齐聚在天安門广场上。当时，杨尚昆主席讲过这么一句话：“' 六×' 这天早晨天安門广场如果有一个班出问题，都不得了。”但是，我们的军队是黨领导下的军队，这个班是没有的。军队是经得起考验的。军队为了“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和昆明基地政治部詹本发主任谈到这个问题。在北京当兵是很难的。“六×”时，北京有的人在阻挡解放军进城的时候是下了毒手的。残害解放军的行为令人发指。六十三军的排长刘国庚在六部口被打伤然后活活地烧死；三十九军的班长崔国正在崇文门烧死吊起来；六十五军的班长李国瑞在阜城门被烧死后吊起来。后来杨尚昆主席接见了三个烈士的家属。这其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杨尚昆主席就注意到了。杨主席说，这三个烈士的姓名中都有一个“国”字。你看刘国庚、崔国正、李国瑞，就是死的最惨的三个烈士，名字中都有一个“国”字。杨主席讲，说明他们是为国家尽了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中国军队在“六四”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稳定了江山。这是军队在新时期所做的一次贡献。　　

另一次就是１９７９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和后来的“两山”（老山、者阴山）作战。特别是１９７９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很多同志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当时就有人讲：我们和越南人打，现在牺牲了是烈士，将来一旦两国关系好了以后，他们算什么？我讲：“仍然是烈士！”为什么呢？对这场战争我们要从政治角度上去看。战争的意义往往在战争之外。小平同志的这场战争是打给两个人看的，一个是中国××黨，一个是美国佬。小平同志１９７８年复出，７９年１月访美，２月就打仗。从政治上讲，这一仗非打不可。为什么呢？小平同志复出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蓝图已经在他心中草绘而成，要实现这个蓝图必须在黨内树立绝对的权威。要打一仗。那时“四人帮”刚被粉碎，黨内思想极左的人大把大把的，既反邓，更反对他的路线及政策。要改革，就要有权威。最快的树立权威的办法就是打仗。刘裕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很多人反对打，认为解放军经过“文化大×命”不能打仗了，但鄧小平说一不二，力排众议，大手一挥，２月１７日，解放军潮水般地涌过边界。第二个是美国佬，这个意义就更大了。到今天，鄧小平同志已经离开我们五年多了，但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我们身边。李献忠（北空政治部秘书处处长——编者注）说：“还是我们的毛澤×，越想越伟大。”我想说：“还是我们的鄧小平，越想越伟大。”时间越往后推移，小平同志的伟大越让我们感到触手可及。他领着我们把整个中国的方向拧过来了。你看，这场仗是在１９７９年打的。１９７５年，美国人是在损兵折将以后狼狈地撤出了越南。小平同志说了，我教训一下越南。那时候越南跟着谁跑呢？跟着苏联跑。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會主義阵营中划出来。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不满意，说社會主義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小平同志在当时就看到，你这种社會主義，不要也罢。结果怎么样？假社會主義是没有生命力的。到１９８９年，所有的东欧社會主義国家纷纷倒台，连苏联都垮了。十年前小平同志就看到了这一点，用这一场战争和你划清界线。小平，真奇人也！刚才我说这场仗也是为美国人打的，也就是说为美国人出气。有证据吗？有。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为什么要为美国人出气？美国人刚刚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走掉了。我们干嘛要为它出气？其实这不是为美国，还是为我们，为改革开放。中国要改革开放没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此仗一打，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科技援助包括军援和资金源源不断地涌到中国。中美之间的蜜月长达十年之久，一直到１９８９年６月４日才划上句号。这一仗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给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时间，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技术。而这一切，确保了“苏东波”之后的中国继续挺立。其功至伟呵。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这场战争中迈出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军队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不可限量。　　

然而，我们的军队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奉献出自己的？我上次来，跟庄可柱司令、齐海田政委讲过，我是有云南情结的。１９７９年作战的时候我在空军政治部，空军虽未出动，但地面战争一样揪着我的心。后来“两山”作战，总政组织一批作家采访，第一次是１９８４年，收复老山的时候，到十四军，我去了，还有叶楠、周涛、乔良。后来，我又单独去了几次。１９９９年，我又来了一次。我深深地眷恋着云南。为什么呢？就因为我当时到参战的部队去，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开始了，特别是“两山”作战的时候，后方是歌舞升平啊！部队官兵不仅面临生死考验，还都有生活负担。尤其是基层干部，几乎家庭都很困难。当时我去看十四军的一个指导员，他已经牺牲了，他妻子见了我，跟我讲，作战前这个指导员是有欠债的，临开赴前线时发了最后一个月的工资，结果七扣八扣，工资袋在拿到手上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五分钱了。最后她拿出这个单子给我看，就五分钱，我真是觉得心酸。有些战士家里很贫穷，他们的遗书真是字字血、声声泪。烈士在遗书里面说，如果我要死了，请公社给我家一头牛；一个人讲，如果我死了，请把我的军装脱下来送到我家乡去。我的兄弟都穿不起衣服。这些东西看了以后，真是让人难受。官兵们的精神象泰山一般伟大。我从后方到前方，前后方反差之大，不可言！不光是生活，还有其它方面。比方说，我曾经调查过四个军的参战部队，这四个军的参战部队凡是有未婚妻的干部，百分之百都吹掉了，几乎没有一个例外。我看了一个姑娘的绝交信，写的也有道理：“你牺牲了还好，你要是负伤缺个胳膊少条腿瞎个眼的，我们怎么往下过？”这也很实在。二十七军的一个副指导员领着突击队进攻一个山头，牺牲了。三十个突击队员牺牲了二十个。回来以后，连长把全连剩下的人集合点名，在一个老百姓的打谷场上，副指导员的尸体和这二十几具烈士的尸体就在旁边躺着。在这个时候，副指导员的未婚妻的信到了。什么信？绝交信。连长当着全连的面也就是当着活着的人的面，当然也当着这个已经牺牲的副指导员的遗体，念这封信，全连战士无不泪流满面。我时常品味当时的氛围和他们的心情。人性的光辉在这一刻闪烁出最明亮的光芒。走入战争的时候很少有豪言壮语。真正能打动人心的绝非长篇大论，更非大道理。沉默比喧嚣更有力量。我去过一个即将投入战斗的部队，哪里像小说里、电影上、电视上描绘的，参战前部队的求战情绪是多么的热烈，口号声连天，写血书等等，都是夸大其辞。部队作战前，驻地一片死寂。干部都躲得远远的。这些干部平时是很豪迈的。有一个干部一直到现在和我还有交往。那个时候我是个副营职干部，他是师长。他见了我，豪气干云地说：“我有三个想法，你给我写到书里去！第一，我要做中国的巴顿；第二，士兵算什么？士兵就是阿拉伯数字；第三，我盼望打仗。打一仗升一级。”就因为这几句话，我不原谅他。他对士兵没有感情呵。连长、指导员平时如果和战士关系好，还能在一起。如果平时有点矛盾，就都躲到一边去了。但枪炮一响，干部也好，战士也好，都是义无反顾。　　

你们都知道我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王仁先》。这篇文章反响很大。王仁先是十四军四十师的副连职参谋，昆明人，干部子弟。战前因违犯纪律受了处分，后来牺牲了。有人认为他不是英雄，我认为他是英雄，而且是高高大大的英雄。当时十四军军长×××曾说：“听说刘亚洲要写王仁先？十四军那么多英雄人物他不写，偏写这么一个人？”别人把此话转给我，我只轻蔑地撇了一下嘴。雨果早就说过，在绝对正确的英雄主义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王仁先的故事就是人道主义的典范，同时也是英雄主义的典范。王仁先本来在昆明谈了一个女朋友，但部队往老山开拔时，女朋友跟他吹掉了。部队开进老山地区后，驻扎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王仁先和几个干部住在一个苗族农民家中。女主人是很漂亮的苗族姑娘，结婚不久，有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孩子。这女人性格很奔放，很刚烈。少数民族的姑娘大都具有这种特点。不象汉族女人，不敢爱也不敢恨。汉族是最没有爱情的一个民族。别看汉族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但它没有爱情。外国因为爱情可以发生战争，中国行吗？吴三桂算是为爱情打仗的男人了，偏偏又是个汉奸。落水洞这个苗族女人见到王仁先之后，立即就爱上了他。王仁先英俊帅气，一米八的个子。据说他的嘴老是紧抿着，象高仓健。王仁先开始对她是一屑不顾的。农村女人嘛，家里那么穷。虽然长得不错，已是有孩子的人了。部队上老山前，苗族女人给住他家所有的战士水壶里都灌满了水，给王仁先那壶里特意加了糖，加了那么多的糖，以至于象蜜一般甜。晚上，苗族女人抱着孩子来到王仁先屋里。她对王仁先使用了最原始的手段：解开衣服给孩子喂奶。他俩就这么在屋坐着。王仁先拼命抽烟。他在抗拒。但最后终于没抗拒住。为什么没有呢？这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明天部队就要上老山。这一去，他可能就要“光荣”了。他是个血性男儿，连女人都没摸过。他肯定心有不甘啊。这是人之常情。他俩当时就在猪圈里发生了关系。第二天，情况陡变，进攻推迟了。作战计划推迟，爱情已然来到。什么事情都一样，有第一次就有第一百次。那些日子，落水洞到处留下了他们爱的影子。当然，相当多的次数还是在猪圈里。王仁先每次做完事都抽烟，一根接一根抽，好凶啊。苗族女子高兴，就在猪圈里唱歌。好个有性格的女子！后来她丈夫查觉了，问她跟谁，她不说，丈夫就告部队了。十四军感到这是个严重破坏群众纪律的事件，×××军长下令严查。部队把住在苗族女人家附近的官兵全部集合起来，列队，把这个女人叫来认。这女人真是刚烈得紧呐，今天我想起来还肃然起敬。她走到王仁先跟前，一指，说：“就是他！”又说了一句什么，我学不出来，意思就是我喜欢他，我爱他。保卫科长说：“我早就猜到是王仁先了。我看到猪圈到处丢着高级烟头。那种过滤嘴的香烟连里只有他抽。”王仁先受到处分，还从副连降为正排。进攻老山那天，团里派王仁先到最前线去。７月１２日，越军一个师和我军在老山地区发生剧烈争夺战。炮火连天。因为落水洞离前线近，可以看到天边一片火红。苗族女人就坐在村头，望着老山方向。丈夫打她，下手很重。头和嘴都流血了，她不动。王仁先在最前方的高地上。他是炮兵参谋，及时向后方炮兵报了一千多条情况。我军炮火象长了眼睛一样，落到敌人头上。８月份我登上老山，往下望去，还可见累累白骨。那都是“７·１２”被击毙的敌人。后来敌人发现这个地方有名堂，集中炮火打这里。王仁先牺牲了。他的战友说当时他是靠着一棵树死的。他是站着死的。部队下来之后，仍从落水洞过。苗族女人站在村头，一个个地寻找。官兵们从她身边过，都低着头，象犯了错误一样。他们都整过王仁先，这时完全转换了一种心情。最后这个女人知道了王仁先牺牲的事。你看她要做什么？她把家里的财产变卖了，买了两条相当高级的过滤嘴香烟，来到王仁先的坟前，把两条烟全部拆开，一根一根点燃，插在坟头上。坟头都插满了。当时我听了非常感动。１９８４年，我到老山的时候王仁先的墓已经立起来了。开始军里不打算给王仁先记功，后来在我们这批作家强烈的要求下记了功，大概记了一等功。当时我去烈士陵园找他的碑，找到了。我就学这个女人，把一包烟撕开，都给他点燃，插在坟上。那时我是空军联络部副营职干事。事隔十五年之后的１９９９年，我在北空当政治部主任，又专门带了王春波、刘潘之几个处长到麻栗坡烈士陵园。老山青翠依然。这次我专门从北京带来烟酒，在坟前把酒给他倒上，把烟给他点燃。跟着我去的处长都流泪了。他们说，主任你对这个地方还有这么深的感情啊！我到成空以后呢，暂时还没有去。我当然要去。千年的墓碑会说话。麻栗坡那个地方有几千座墓碑，走近它那是走近每一个灵魂。走进麻栗坡烈士陵园，平时心里的那些污泥浊水都不存在了。　　

我有一个观点：中国真正的精英和真正的改革者，有一大部份在军队里。这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越文明的国家，越是发达的国家，它的军队就越是一支保守的力量。美国军队绝对是一支保守的力量，德国、法国、英国都是。越是文明程度不高的国家，它的军队恰恰是一支改革的力量，全世界都是这样，巴基斯坦、南朝鲜、菲律宾、阿根廷、智利、厄瓜多尔、巴西，都如此。这是个规律。美国军人是相当保守的。美国军人保守并不是作战观念保守，而是政治上保守。我举例说明：美国军人和美国政客看待中国的眼光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客能看到中国崛起对世界的重要性，包括对美国的重要性。它知道除了遏制中国之外还需要与中国合作。美国军方的观念则保守得多。它认为，在新的世纪美国要确保五十年至一百年不落后，仅仅教训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这些小国家是不够的，必须找一个大国来教训。他把这个大国锁定中国。这是从世界角度上讲。其次，从中国角度上讲。“文化大×命”是个断层。×革中没有其它出路，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到军队来。因此，那一代的青年人中的精英都到部队上来了，一车皮一皮往部队拉。部队现在当到团以上干部的，没有一个草包，如果有，他是假装的。这些人就是不到部队来，继续留在地方，我有一句话，基本“职务相等”。什么意思呢？今天部队的团职干部不到军队来，在地方就可能混个县级干部。今天的师一级领导在地方上都是地市级干部，不会错的。经过“文化大×命”，经过改革开放，中国军队已相当成熟。现代化没有军队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中国的民×化和法制化进程，军队都会参予。中国军队任重而道远啊！为了完成历史赋予给我们军队的使命，需要更多的人才。军队现在已经人才济济，但是还不够，还要多些，更多些。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这是江主席的话。要特别注意人才的个性和共性。今天我着重谈谈这个问题。　　

个性问题。个性问题有不少，我这里主要谈的是地域性。很多人在研究人才时忽略了这一点，其实它挺重要。有一个现象大家一定注意到了，黨的第一代领袖多出自长江流域，多出于湖南省。它与两个方面有关，一是鸦片战争，一是湘军。１８４０年，英国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是由东南沿海顺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逐渐向内地渗透的。长江流域领风气之先。科技、文化、制造业得以发展。思想焕然一新。第一波留学潮就主要是从长江流域开始的，最上溯可到四川。太平军兴起，沿长江东下。湘军军兴，亦沿长江东下。湘军攻克南京后，曾国藩自裁湘军。湘军将士携着从战争中掠夺来的大量财富逆江而上，回到湖南。这些钱他们用到了两处：一是盖房子置田地，一是大办学堂。毛澤×等领袖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学堂的。湖南文化蓬蓬勃勃。故当时有“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语。地域对部队的影响极大。京津地区部队有自己的特点。成都地区的部队也有它的个性。昆明地区的部队又有它的个性。京津地区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区的老百姓都是很关心政治的。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关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关键时刻，越是京畿的部队越不能用。“六×”时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和二十八军。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是个将才。他在坦克一师当师长时我看过他指挥的一场演习。他懒洋洋地坐在，不，几乎是半躺在帐蓬中的椅子上，指挥千军万马，头脑清晰如闪电，井然有序，大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气势。在中国军队这样的人不多。与他不相伯仲的有×××，×××。超过他的只有兰州军区×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期间，北京告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依冰亲自开车到保定，要徐勤先带部队进京。徐勤先问，有没有中央军委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命令。周说，有。徐又问，有没有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命令。周说，没有。徐说，那这个兵我不能带。周依冰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門广场！”三十八军就驻在京津地区。二十八军也是这样。二十八军是６月４日早晨向天安門广场开进的。前一夜惊涛骇浪，许多部队已经攻进去了。群众在木樨地把二十八军拦住。二十八军军长何燕然在装甲车上手搭凉棚往前一看，说了一句话：“遍地青纱帐。”什么意思呢，你看老百姓多得跟青纱帐一样。这不是把自己当鬼子了吗？他那个政委也是够操蛋的。政委还来了一句：“十万青年十万军。”两个人还在那里做诗。刘华清副主席叫空军王海司令员派直升机向他们喊话：“前进前进！不顾一切前进！”何燕然根本不听，还对政委讲，将来上军事法庭，你去还是我去呀。后来刘副主席非常生气，说了四个字：龟不出头。我到成空以后，就研究成都地区部队。空军机关有一个现象很有趣：什么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呢？我粗略估算了一下，兰州地区来的干部最多，其次是沈阳。为什么？广州地区的干部不去呀。生活比较好。南京和华东地区生活也比较好。北空在北京也不用去。问题是成空的干部也不愿去。他不愿意离开成都，这就是文化使然。成都平原是个盆地。四川人有一种“盆地意识”，不思进取。黄涛（单位、职务不详，估计为作者朋友——编者注）说过“视觉盆地”的话，用这句话形容成都平原，很贴切。除了地理成因，还有历史成因。自古以来，凡在成都地区为王的，从公孙述开始到明玉轸止，当然还有张献忠，对中原都是采取守势战略。诸葛亮六出祁山，率部队打曹魏，实际上是以攻为守。他知道，我要不攻，连守都守不住。他成功地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邓艾伐蜀，攻克江油到绵竹之后，后援部队没上来，自己也精疲力竭，说明日干脆班师算了，结果硬着头皮往前一走，摧枯拉朽。搞了半天才明白蜀国原来力量是很空虚的。自古以来成都人都取守势，一直传到今天。你们都见过成都的“川军出川作战纪念碑”，但可曾对它发问？中国人为国作战，哪分省籍？你见过湘军出去打仗还要立个“湘军出湘纪念碑”么？河南人出去打仗还要立个“豫军出豫纪念碑”么？抗日战争时期川军出川作战，偏要立个纪念碑，恰恰是川人守势心态的印证。但一个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成空部队都处在边远艰苦地区，领导下部队，目击部队那种艰苦奋斗的场景，会对灵魂产生洗礼和冲击。成空领导一般都比较淡泊名利，道理就在于此。昆明基地雷达团有一个排长，月工资四百元，每月寄给瘫痪在床父母二百元，小孩上学一百五，生活费只有几十元。家徒四壁。但在艰苦的地区一干就是十年。空军丁文昌政委去看望了他，说：“你很不错，我给你敬个礼。”排长眼泪刷刷地流。这是最高奖赏了。你们昆明基地位处云南。这里是“老山精神”的发祥地。你们是近水楼台。“老山精神”是一种奉献精神，一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值得我们世代记取。　　

共性问题。我军干部有三个普遍性的问题：　　

①缺乏讲真话的勇气，当然也缺乏讲真话的能力。去年，经中央军委和江主席批准，国防大学举办了一个正军职干部培训班，俗称“龙班”，从全军挑选了三十名正军职以上的干部去学习，空军有三个：我，空军何为荣副参谋长，沈空许其亮司令员。何和许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他们都是我的首长，都对我有提携之恩。入校的第一个星期，其它学员都在研究学校的规章制度、研究教师啊，课程啊。我研究其它二十九个人。我不研究学校，我研究人。当他们熟悉学校以后，我也已经熟悉了他们。我得出结论：第一，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但来的肯定是最好的。第二，将来的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三十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但如果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加强学习和修养，充其量也就是军事工作者、政治工作者，而不能称为军事家、政治家。这就是者与家的关系。这些人是我们这代军人的化身。在他们身上可以折射出整个军队。有一些人已经接近顶峰了，但还差一个台阶。可就这么一个台阶，终其一生，他就是上不去。我们这批高级干部，最缺乏的就是三条：独立思考，逆向思维，敢于说不。敢于说不决不是不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恰恰是更好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列寧早就说过：不折不扣地贯彻上级的意图是最好的消极怠工。这是大意。人和思想和水一样，是流动状态的。你不让它流动，这水就变腐臭了。死水一潭！水的形态又是自由的形态。人世间最具有自由形态的东西就是水。哪儿都能去。哪儿都敢去。无孔不入嘛。人的思想应当也是这样的。过去苏联××黨的教训，以及我黨的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忽略人的思想和强制人的思想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毛主席解放初期就讲过：我们黨要养一批敢于胡思乱想的人。总政联络部部长岳枫，就是叶剑英的儿子，一举手说：“我报名！”美国兰德公司有一条著名的宗旨：“保护怪论”。怪论往往过一段时间就变成了真理。江主席一再告诫我们要解放思想。我常对你们说，解放思想，首先得要有思想。你连思想都没有，解放个什么趣！让人们胡思乱想并不一定是坏事。一定要处理好思想稳定与社会稳定的关系。思想越活跃，社会就越稳定。思想越自由，社会就越前进。反之，思想越压抑，社会才越不稳定。“文化大×命”中，“四人帮”不仅在无耻地强奸人民的思想，他们甚至是在“轮奸”人民的思想。这种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我是从步兵连队出来的，我有个最深刻的体会：当过连长之后才知道怎么当班长。有些人为官一生，至死不知道这个官是怎么当的。有的人一辈子在讨伐别人的思想，其实他不晓得他的思想最该受讨伐。总政组织部邓正明部长在退休时，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我为官一生最大的体会是：多交小朋友，少交大朋友；不忘老朋友，稳定好朋友。”他说的仅仅是朋友吗？不，他说的是思想。我这个人你们也许不了解。我什么都没有，但我有思想。从物质上讲，我也许最穷；从精神上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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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10-23 22:23:39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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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洲文集] ·信念与道德

2006-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