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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灾难的祸首：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制度的智慧

一谈到中国的问题，几乎众口一词都会指向中国的制度。中国的制度是什么呢？为什么它那么坏？为什么它永远都会成为人们笔下、口下，乃至心中一致确认的中国一切灾难的祸首？既然大家都已看到了它的问题，为什么却又总是改变不了它？隐隐中人们总是认为，似乎永远都会有一帮人在死死地维护它的存在，谁呢？当然是既得利益的人们，以及统治者的当局。然而统治者的当局永远都只不过是一小撮，他们真会有那么大的能量么？似乎他们也同样会有说不完的苦衷，难道他们就不想解决中国的问题么？……，于是，一切讨论又从头开始，无限循环，中国人永远都在抱怨和指责制度的痛苦中毫无希望地生存，甚至苟活。

今天，我尝试来破解这个永远不得其解的难题。

我将换一种问题的提法：为什么中国人始终缺乏制度的智慧？换言之，我认为，制度的好坏并不在其他，而在人类自身，包括每一个生活在社会、国家、群体中的个人的智慧的高低。这是因为，制度，说白了，永远都只不过是人类群体（民族社会、国家）为达到某种公共的目的的工具、桥梁、手段、条件等，实际上，也是该人类群体的共同的能力，特别是其共同智慧的能力。正是因此，当人们指责群体、社会、国家的制度的时候，其实，同时也不应忘记指责人们作为该群体中的个人的自己，你自己为这个制度，为这个群体的智慧能力贡献了什么呢？

说得不好听一点，一些人谴责制度虽然不是没有道理，但不免有时也是人们的逃避责任，耍滑头，似乎问题与自己无关，总之，制度是国家（国家是什么？）的，而与个人自己无关，或甚至个人自己永远都只是制度的完全无辜的受害者。如果大家（个人自己）都是受害者，那么作为害人者的“制度”究竟是什么呢？在人世间，真是具有那样一个可以看见、可以听到、可以触摸、可以实实在在地进行描绘、摄像的“外在的”制度的实在之物么？我的回答：根本就没有。

我可以告诉大家，不要说一般人，即使很多所谓的学者，甚至一些自以为学富五车的专门研究“制度学”的学者，他们对制度的认识和描绘也是极其错误的，或者说是非常缺乏完备性的。

我现在定义：制度，是人类的一种表现为群体智慧的能力，是人类对相互之间的关系信息进行公共（公正、公平、公开）调节、处理的一种群体的工具、方法、手段、程序等等，从而也即人类的一种群体公共智慧的能力。

正是因此，可以显然推论：只有拥有这种公共智慧的聪明的民族，才可能会拥有某种聪明的制度；而永远不具备这种公共智慧的愚昧的民族，就将永远只能拥有愚昧的制度。然而，只有聪明的制度，才可能真正带来人类作为群体的社会的文明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由此看来，中国人的制度之过，恰恰可以看成是中国人的愚昧之过。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人的制度的低劣，并不仅仅与中国的一小撮统治者有关，也同样与中国的被统治者有关，尤其与掌握了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历代的儒家文人们有关。特别是后者，他们事实上是坚持中国人的愚昧状态的最顽固的死硬集团，这是一个庞大的思维反动的集团。思维反动不必是行为反动，这里讲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政治。由于中国文人长期处于思维反动的态势之中，可见近现代的中国，要想真正走向启蒙之路，其前景是何等的艰巨。

谓予不信，请看我如下对“制度”的剖析。

我把制度一分为三：

一，先验的、抽象的、可以作为真理（或上帝）来信仰的制度，或简称社会真理性的制度，又可称之宣“言”性的制度。例如：圣经中《摩西十诫》中涉及对上帝的信仰的诫条，以及近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宪法。通常，这种制度是用文本形式奠定的国家和个人最高的制度，是一切人，包括最高的统治者也必须严格遵守的，或借上帝代言，或发自真理信念的制度。

二，经验的、具象的、可以作为行为实效进行认知和检验，并具体执行（制裁、制止、制动、制约等）的制度，或简称社会真实性的制度，又可称之施“行”性的制度。例如：圣经中《摩西十诫》中涉及个人在社会中的行为的诫条，如不许杀人、不许奸淫、不许偷盗等；又如现代国家中各专业、各部门的法律、法规、条例、纪律等。

三，超验的、设想的、可以作为情感预测来加以表达的制度，或简称个人真诚性的制度，又可称之内“思”性的制度。例如：圣经中《摩西十诫》中涉及个人情感的诫条，如必须孝敬父母等；又如中国古代儒家所宣扬的“孝悌忠恕”的个人私德等。

人类所有的制度，基本上都是由上述的三种制度，真理性的制度、真实性的制度和真诚性的制度的有机的整合，或又可称之人类作为群体的“言”、“行”和“思”的制度的有机的整合。

人类最好的制度，或最聪明的制度，均必须是上述三种制度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如下最高的真理（道、逻辑、规律）的制度，正如同最聪明的个人的所“言”、所“行”、所“思”之间的关系也均必须符合最高的真理（道、逻辑、规律）一样：

１，真理性制度的至高无上的永恒性；

２，真实性制度的无所不及的普遍性；

３，真诚性制度的至内无外的终极性；

４，无真理性制度的永恒性，就一定无真实性制度的普遍性，就一定无真诚性制度的终极性；

５，最好的制度，或最聪明的制度，必须是１、２、３三者，也即言、行、思三者完全合一的制度；

６，最坏的制度，或最愚昧的制度，一定是１、２、３三者，也即言、行、思三者完全割裂的制度；

７，世界上一切存在的制度均处于上述的两种极端的制度之间。

为什么西方人的制度比中国人的制度好，或优越？这是因为：

１，西方人具有信仰上帝，进而信仰真理的历史传统，他们始终坚信上帝、真理高于人间的一切，首先是高于一切权力，因此，他们能够真正把真理性的制度——国家宪法看作至高无上，一切人，首先是国家的官员，如果发现有违背宪法的行为，都将一定会受到惩处，甚至弹劾，为此，国会中专门设有维护宪法尊严的监察机构，以及赋予媒体以进行揭发的自由的权利；

２，西方人确信，真实服从真理，源于真理，所以，他们能够把真实性的制度——各行业、各部门的具体的法律、法规、条例、纪律等看作是无所不及，具有无可怀疑的普遍性，而且法律（真实性制度）的普遍性源于宪法（真理性的制度）的永恒性，所以，西方人心中的法律观念与行为的融合要远比中国人普及而且深入；

３，西方人确认，理性的真实必须先于情感的真诚，真诚的表现不仅要求在口头上，更要求在行为中，所以，西方人确信，真诚性的制度必须以真实性的制度为基础，理性高于感性；

４，西方人的制度，在主观的意义上就具有追求最高真理（道、逻辑、规律）的倾向性，正是因此，西方人的制度始终都是处于向最好、最聪明的制度不断进化之中的制度。

与上面的所述几乎完全相反：

１，中国人无视真理，更认为权力高于真理，所以实际上也即视真理性的制度——宪法为无足轻重的废纸（中国两千多年来，事实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废纸，即使近代有了这样的废纸），统治者们也是肆意无视宪法，尽管他们天天违背宪法，也不会有人敢于进行批评，更不可能进行弹劾，中国的媒体根本就不可能具有揭发他们违宪行为的自由权利，这样的事例充斥着中国全部的历史，同样更包括近现代的历史；

２，中国人并不认为真实性的制度必须服从永恒的真理，这在事实上否定了真实性制度的普遍性的前提；

３，在具有两千多年儒学独尊传统的中国人的意识中，中国人的真诚不必服从真实，更不必服从真理，所以，中国人的“真诚”只能是血缘的、私人的，而不可能是社会的、公开的，正是因此，中国人在社会交往中从来口是心非、言行分裂，这一点，集中反映了中国的制度不得不彼此割裂，而显示出愚昧的文化和历史的根源；

４，中国人上述的三种制度始终都处于严重的相互割裂之中，或根本就缺乏真理性的制度；

５，历史事实造成，中国人的制度既不具备真理性制度的永恒性，也不具备真实性制度的普遍性，同样不具备真诚性制度的终极性；

６，所以，中国人永远都只能拥有世界上最坏、最愚昧的制度。

最后再重申，“制度”事实上是一个民族群体公共的智慧。中国社会制度的低劣不在其他，恰恰说明了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确实是个世界上最愚昧、最不文明的民族，因为他们竟让自己永远都只能生活在真理、真实、真诚三种制度以及个人的言、行、思的三种智慧能力的严重分裂的状态之中，这实际上也即反映了中国人内在心灵，乃至人格的分裂，或非常地不完整。说白了，中国人直到今天，仍旧严重地缺乏最起码的制度的智慧，甚至个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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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7-2-18 7:27:11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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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