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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1956年初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

1956年的春天来的特别早，尽管冰雪尚未融化，中国大地已经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说的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动态。1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就像一支报春花，预示了中共领导人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充满理想和信心的蓝图，也标志着中共将对其执政以来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关于中共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中国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不过，正如美国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所说："知识分子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争执不休的的问题。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西方经验是如何复杂和多种多样，就不难看出在中国情况同样是复杂和多样化。如果我们不能看出这一点，那只不过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罢了。" 的确，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在任何国家都是纠缠不清的，而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共政权的关系尤其如此。以往对1956年初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的讨论，重点在于说明中共，特别是周恩来，表现出来的纠"左"倾向，这对于历史研究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而本文加入这一讨论，主要是围绕这次会议的前提、过程和结果，着重分析中共领导层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变化和政策调整的局限性，以及知识分子反应的双重性。

提出问题：对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

知识分子会议前夕，毛泽东正在筹划一个新的宏伟蓝图，即在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三大改造将要提前结束的形势下，掀起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尽快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从合作化到工商业改造，汹涌而来的全国社会主义热潮，强化了毛泽东改造中国的自信。同时，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党内各级领导人的头脑也开始发热。国务院各部委召开专业会议，纷纷要求把15年远景设想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中共掌权后的第一次经济"跃进"，由此发韧。毛泽东清醒地知道，"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然而，与广大农民、工人和干部摩拳擦掌的热情相比，作为经济建设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之一，知识分子则多少显得有些不够振奋。
在中国社会，知识分子问题向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对于执政者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中国的历代君王通过确立儒家学说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规范了知识分子的思维，又通过科举制度把他们纳入官僚体制，使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思想逐步影响了中国社会，加上科学的发展，其结果使大部分知识分子游离于政府或统治者外围。***执掌政权后，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使这样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俯首听命，为新社会服务。经过1950-1955年几番思想教育和改造运动，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或者主动地或者被动地，大部分表示了归顺的意愿。但是，他们的情绪受到压抑，内心并不满意。
在中国，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大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早年投奔延安或在白区参加地下党，成为党内知识分子。这部分人数不多，且后来大都脱离知识界走上仕途。另一部分是占多数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大都有接受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背景。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多数高级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大陆。据统计，在1956年初10万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外知识分子占93%，建国后增加的人数约占35％，其中不少是海外归来者。这些留下或归来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政治信仰多么复杂，多么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就是爱国。虽然不一定认同共产主义，甚至对此存有疑惧，但他们痛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却是实情。因此，多数人倾向于中共新政权，希望有机会为国家效力。
进城之初，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相当宽厚。原来在大专院校教书的，仍然教书，原来在政府机关任职的，也续任其职，一切维持原状，失业知识分子的基本生活反而得到前所未有的照顾。中共还把知识分子分别编入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或新闻工作者等协会。其中比较特殊的是文学艺术界的社会团体，如参加作家协会者，不但不用缴纳会费，反而像进入政府机关一样，有固定薪资可领，作品也有该团体的刊物可供发表，甚至一年半载没有创作，也用不着担心饥寒冻馁。台湾学者陈永发院士认为，中共通过"包"下来的政策，变成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衣食父母，使那些名声显赫的知识分子颇有知遇之恩的感觉。
不过，在***看来，这批知识分子毕竟是旧社会过来的，要让他们为新社会服务，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对于建国之初中共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界究竟是被迫承受还是主动反省？有一种估计是比较客观的：大概在运动之初，主动反省成分多于被动承受。正是由于愧疚感和感恩情结，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承认有自我改造的需要，自愿地接受了中共起初比较温和的思想改造要求。还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之前，1949年11月，美学家朱光潜率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进行检讨，随后社会学家费孝通和哲学家冯友兰等人，也都纷纷自我批判，公开宣布与旧的自我及旧的社会一刀两断，并决心按照新社会的需要重新创造自我。的确，1951年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是由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在北大师生中发起的。北大12位教授自发组成"教师学习会"，并通过马寅初请周恩来到校讲演。9月29日，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北京、天津各高校1700多位教师听取报告。周的谦虚谨慎、谆谆善诱，坦言自己的家庭身世及自我改造的心路历程，使听者莫不感动。正如陈永发所说："知识分子因为心中的愧疚而承认自己需要改造。因此他们对中共的思想改造工作，与其说是抗拒，毋宁说是欢迎。"
然而，接下来的运动却日趋激烈。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批判梁漱溟的"九天九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批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一步步形成了政治围攻，知识界感到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些运动未必能打碎知识分子埋在心底的独立人格和批判意识，但可以迫使大多数人屈服于权威，至少暂时接受新的立场和观念。显然，毛泽东要使资产阶级思想"名声扫地"，事实上也就要先使知识分子"名声扫地"。最严重的和令人不寒而栗的，是1955年由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引起的肃反运动。根据中宣部长陆定一向苏联通报的情况，在中共中央划定的范围内，工人、职员、现役军人、科学工作者、大学生，一直到乡一级的所有干部，都属于肃反审查之列，拟定全国总共审查1200万人。到9月中旬时，已经"仔细审查了"222万人，其中已查明的反革命分子、叛徒和重大刑事犯罪分子有11.8万人，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派别。这里，最受"关注"的是"500万知识分子和干部"。不但一般知识分子必须参加肃反，大学和中专的学生也必须参加坦白检举运动。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历史、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受审查、被牵连的人也就更多。按照中共中央的规定，反革命分子一般地控制在5%左右。这在运动中实际上成了各部门、各地区必须达到的最低目标，而实际人数则远远超出了这个比例。据1956年1月各地向中央汇报的数字，在参加肃反运动人员中被斗争的人，在山西为5.5%，河北6.4%，贵州7.5%，云南9.6%，广西14.1%，有的专区（福建龙溪）内定的斗争对象高达30.9%。特别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斗争面更大，如河北省20.9%的教授，20.97%的工程师，都被列为重点斗争对象。这个比例，在贵州省工业厅工程师中竟高达58%。即使那些"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学者也不能幸免，按照陆定一的通报，在对学术机关进行清查的过程中，拟定受审的著名学者就有250名。不过，"对这些人的审查将通过特殊方法进行"，不让他们参加斗争大会。他们还有用，"对他们应该容忍"。尽管如此，知识分子是情绪还是由不满转化为恐惧，许多人"心惊胆跳"，"畏罪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过了近30年，作家巴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说：这使"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
1955年秋天以后，声讨胡风和肃反运动最狂暴的阶段过去了。然而，"知识界空气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意志消沉，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知识分子作为主要打击对象，为什么思想改造要采取如此暴烈的方式。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著名数学家傅种孙后来回忆说，肃反以后，"最令人伤心的是老同事、老同学间几乎不敢来往，象一盘散沙，没有粘性"。北师大教授董渭川也谈到："肃反过后，使有些人有了顾虑，愈是相熟的人，见了面，除掉谈谈天气之外，国事、校事一概'三缄其口'，唯恐被人抓住小辫子，说不定哪一天挨整一番"。肃反运动也打击了知识分子钻研业务的积极性。肃反后期，批判"单纯业务观点"，强调"突出政治"，许多"只问业务、不问政治"的著名学者受到批评，被迫公开检讨。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不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停止了研究，那些从事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这种现象在文艺界特别突出。30年代的老作家大多搁笔不写，解放区来的作家也屡受批判，文艺作品不但数量少，而且题材狭窄，主题思想概念化，人物刻画公式化，作家"只能撷取生活中的一些片断现象，敷衍成一篇小说"。文艺批评家们更陷入动辄挨批的境地，有的人"处处担心，唯恐'失足'"，表现出"可惊的慎重"。总之，人们"失去了对社会、对文学事业的责任心"。
显然，这种状况对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极为不利。于是，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便提上了中共领导人的议事日程。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动议，来自于周恩来和李维汉，这不是偶然的。周恩来的出身、修养和秉赋，以及在上海和重庆工作时期同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界的密切交往，使他对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多的理解和沟通，并与许多高层文化名人私交甚笃。建国初期大量高级知识分子从海外回来，主要就是他的努力结果。早在1955年初，周恩来就有意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但这个想法与即将开展的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显然是背道而驰的。直到肃反运动的高潮告一段落，问题才有可能提上日程。
由于知识分子主要集中在党外，所以中共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举动必须首先从民主党派开始。195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决定把知识分子问题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推动民主党派，主要是中国民主同盟，去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李先把社会学家费孝通请来商议，随后通过费孝通的积极串联，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搞调查，获得了一大批第一手材料"。材料送到统战部，整理归纳出六个方面的问题，简称"六不"，即"一是估计不足，包括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都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如他们应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等；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该用的，有的没有用或用非所长；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李维汉听过汇报后，立即与周恩来进行面谈。过了几天，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章伯钧在11月9日又直接向周恩来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章说，农业合作化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了，这两翼都配合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个主体前进了，那么，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也应该讨论一下。
这些材料为周恩来正式向毛泽东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提供了依据。11月22日，周恩来向刚从外地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并表露了他本人对知识分子受到伤害的忧虑："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它危及中国的进步。"为此，周提出打算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表示："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议，并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还决定成立一个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
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向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布置各地开展调查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工作，要求各地在党中央开会之前先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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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7-2-3 20:57:15 作者：出处：冷战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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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