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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暗算”

Y：最近看了部电视剧《暗算》，很长，三十多集，觉得很有意思。陈丹青觉得影视剧比别的类型的作品有看头，我有同感。这部《暗算》就很耐看。

C：我也看了几集呀，是最后几集。整个场景和过程压抑、怪诞、不合情理，看不出什么名堂。你觉得好在什么地方呢？

Y：也不是什么好罢。只是我有自己的角度。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和主演好像是同一个人。他在这个剧里似乎悟到了……作为一个**组织之于中国的作用。而且他好像也感觉到了这个作用的机制。我当然不是讲他是个史家或思想家。我是说某些文艺作品，具有一种非分析的浑圆的透彻。可能作者未必自觉，但你可以作如是的解读。《暗算》分成三部分，讲了三个独立的故事。主线是党的秘密系统的一个特殊单位“701”为执行其特殊安全任务，而与两个“外面的人”进行合作的过程。作者很有点儿讲“寓言故事”的能力，他设计了两个极端的状况：第一个故事讲的是，“701”为了侦听敌特电台位置，同一个叫阿炳的瞎子进行合作，阿炳有超常的听力，于是就调阿炳进“701”当干部，阿炳经过一个必不可少的磨合过程神奇地完成了任务，成了“701”的英雄，有意思的是，剧中常常要强调阿炳是个傻子，低智如同三岁小儿。

C：是个片面的人，只有超常的听力，工具化的人。

Y：对，要害在这里。“701”同阿炳的合作，实际上被演绎成同一个工具进行的合作，就是用一件称手的工具而已。然后这个阿炳在成了英雄以后，或者讲完成了要他完成的任务以后，以十分荒谬的形式自杀了。

C：死了？怎么回事呢？

Y：死因与“701”无关。但死的过程的叙述却具有十足的荒谬感。这种荒谬感贯穿这个剧的始终，阿炳的故事就是这样。接着，第二个故事才是高潮，这个“701”为了破译世界上最难的一个密码，需要有个数学天才来合作。于是通过一个曲折而极富想像力的过程，“701”找到了一个天才的女数学家黄依依。这个黄依依，恰恰是作为与阿炳不同的另一个极端而出现的，她灵动、美丽、有饱满的情感和人性。剧中很着重地渲染了这一点，形成了同阿炳的强烈对照。

C：那这个“701”是个什么状态呢？

Y：“701”是个恒定不变的样子。抑郁、潮湿、怪诞、缓慢、紧张，总之，整个画面都是“701”的场景。

C：我怪怪的感觉就是这些负面的场景。有一种似乎漫无目的又是针对某个特定对象的那种森人的阴谋气息。

Y：在“701”为背景下，作者细心地设计了一个非常有张力的冲突，即“701”非黄依依而不能完成任务，而黄依依非要用自己的率性而为和强烈的情感诉求来保持自己的存在。剧情缓慢、却令人感动地呈现了我以及我相信是我们这一代人记忆深处的很多东西：一种无奈、气恼、绝望的感觉，你面对一个你无处逃逸的任务和环境，你的天才，你的人性诉求，你的整个灵魂，都在挣脱不了的冲撞中归于沉寂。剧中的黄依依，在完成了任务后，被一个漫画式的农村泼妇致伤而成植物人。

C：也死了？跟阿炳一样？

Y：不一样。阿炳是自杀，黄依依是被害。剧中的她还是充满生的渴望。当然死终归是一样的。“701”同黄依依的冲突是个相当普遍化的故事情节。你只要有想象力，就不难从中去体会那种冲突以及“701”所代表的力量。

C：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恐怕不只是记忆深处吧。那几乎是每个有自我意识的人的现实吧。唤醒的哪仅仅是记忆呢？

Y：作者用极端化的例子，来展开“701”所代表的“组织上”与“真正的人”—黄依依；和“工具化的人”，也就是“非人”的阿炳的关系状态。前者成了荡妇而为每个“701”的成员所侧目；后者成了英雄，而为每个“701”的成员所侍侯，但结局却一样的死于非命。这两个故事相隔多年。但“701”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或是讲就没有表情。于是你要注意的，就不是黄依依和阿炳，而应当是“701”了。接着，作者一点也没有多余地编排了第三个故事，就是“701”的前身，大概在三十年代初期的上海地下党的一个活动故事。从这个故事里你可以体察到那个毫无表情的“701”的解码过程。特别要注意的是，在上海地下党活动的年代，正是从苏联回来的一帮人迷醉于城市暴动的时期。

C：我看的就是这部分。有些莫名其妙。为了开那个“特使会议”，地下党竟然采取了那样多的荒唐行动，以获取中统关于“特使会议”的情报，不可信嘛。地下党如果取消“特使会议”呢？那样整个故事情节就不成立了。最后的那个情节，作医生的妻子竟然用菜刀剖开丈夫的腹部取出情报，这怎么可能？用得着吗？这地下党为什么一定要搞这会议呢？很简单，推迟举行、易地举行都可以呀，……“一大”不就是易地举行了吗？没有那样的生活经验！明明中统已经知道地下党要举行“特使会议”，而且党组织也清楚中统已获取了这个情报，还非要搞清中统知道的详情，死那样多的人，再举行会议，说不通。关键是，不能理解这个会议本身。

Y：哎，你看出名堂了呀。怎么说没有多大意思呢？正是这个没有经验支持的“特使会议”作为一种情节发展的动机，才使你有一种荒谬感，而那样多的牺牲，违背人伦，以及脱离现场感的心理冲突，把这种荒谬感渗透到骨子里去了。每个情节都在强化这个荒谬感。你看那帮地下党用的化名，什么老鼠、毒蛇之类的，这些怎么用在了……党员头上？最后的那个特使会议举行的场景，简直就是黑色幽默了，一群党中央的要员，化装成奇形怪状的伤病员，在一家令人作呕的医院里头举行了那个要命的“特使会议”，……

C：这倒是，这部分情节确实别有意味。

Y：地下党的“特使会议”的运作，完全在一种非经验的领域中展开，它冲开所有的现实中的限制，一切限制，人伦的、心理的，以及客观条件的限制，自顾自地向前发展，从而把故事中主人公置于一种非常人所能及的精神层面上。

C：啊，说到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与以前不同，它另行解释了所谓“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不是这个党的成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而是这个党组织本身就是个“特殊材料”。

Y：对。这正是我的视角。每个成员的行动事实是可信的，但行动的理由却根本无法理解。由于完全没有理由，所以行动的细节和总体就显得荒谬不经。党组织是同你可以理解的经验世界无关的，它活动的依据究竟在哪儿呢？剧中人，不论是地下党、中统还是旁观者，如何去理解这这个超越经验的事实呢？

C：当然无法理解。所以那个聪明绝顶的中统主任，到底没有排列出所有的可能性，结果让男主角用生命给骗过了。

Y：不仅如此，男主角在此之前还以更加厉害的心理战，让自己的生命的逝去变得非常的“合情合理”，足以使那个中统主任没有任何疑心，以便自己的尸体能顺利地送到同为地下党的妻子那里，如此才有了剖腹取信的剧情高潮。到此，你就可以去联想前面那个阿炳和黄依依的故事了，从中可以看到弥漫着的荒谬性。而这个荒谬性的本质是什么呢？正是党组织于现实生活而言的先验性。即它的一切活动不是从你可以理解的范围内获得根据，一定是根据另外的，对现实中人而言是超验的、先验的理由。否则它何以有如此严重的力量去推动故事的发展呢？这理由究竟是什么呢？研究先验科学的黄依依理解不了，她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她用尽女人的所有伎俩，想从“701”身上找到常人的反应，结果是她走向了灭亡，“701”我自巍然不动，于是先验性变成了历史运动呈现的事实，而荒谬性构成了这历史事实的细节。

C：老天！我看它还变成了我们生活的细节。有些瘆人呀，我得找DVD全看一遍，印证一下。我们这么讲，不知剧作者是否是这个意思？换在以前，你这么解读不是害人吗？

Y：啊，那倒是，那不正是一个活生生的细节吗？我的解读，那就是我的意思，结果，要把演戏的拉出去给毙了。

C：现在没有这个危险了。

Y：没有那样简单，只要你还有这个关于“害人”的联想，那个荒谬性就一定还在起作用。

C：对，但不论如何，这一切是怎么生成的呢？这是怎么来到中国，并且以这样的方式成长成这副摸样的呢？中国传统中有大量的负面的东西，但没有一样与此有相似性。我们有的是“吃人”的残暴，但没有荒谬性。

Y：这是个全新的现象，是我们的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新东西。因此，这是一个我们应当去追问的命数。在1930年代初，上海阴湿冷寒的弄堂口，步履匆匆一闪而过的那些面目模糊的男男女女，根本就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曾有过的全新的人，他们自己就是自己的世界，就是自己的规律，就是自己存在的根据。别人及其别人的生活都只不过是规律的历史呈现。他们不仅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还认为这样的材料就是世界本身。别人都应当照此重造。

C：原来你竟这样来看这部电视剧。什么意思呢？

Y：什么意思暂且按下不表。先言归正传，我这次想谈的当然不是电视剧。而是继续上次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展开。我认为那是一个无机的历史过程。现在我想来看看这个无机的历史过程的内部机理。

我有个基本的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线索。前者在中国的传播与后者在中国的呈现，至少是必须分别进行观察的不同的历史现象。虽然二者有相互缠绕的关系，倒也不难理清。因为，这其中，列宁主义实在是太鲜明、太清晰的东西了。你只需要把握住列宁主义，就可以看到二者在中国革命史当中的不同作用。

C：我们原来习惯于马列主义这个整体的称呼。后来，学界也把这两者区别开来，似乎是因为斯大林模式的失败，想用某种办法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斯大林模式的界限，以此保护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当然也保护当下政治意识的正当性不受斯大林模式和苏共垮台的负面影响。但却没有仔细地对列宁主义本身进行批判性梳理。

Y：我们试着来做这个工作。我们从稍早的历史谈起。从最源头上讲，马克思在创立了他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的学说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很费解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过程，究竟是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还是人为的革命过程。

他本人很早就表述了一个论断：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没有成熟到没有发展余地的时候，它就不可能被新的生产方式所代替。在这个论断中马克思实际上是倾向于严整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但是马克思又认为自然历史发展的力量是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阶级冲突。在马克思时代，这种阶级冲突正以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方式进行。马克思对此有很大兴趣。然而，政治活动都是具体的，当拉萨尔这些工人运动的活动家们，把政治活动具体化为一个个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的时候，比如限制劳动时间，劳动保护，小孩上学，普选权，对生产过程管理上的介入，等等，马克思却又犹豫了。他似乎是出于哲学家的本能，抵制拉萨尔以及后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各种具体的经济和政治纲领。

C：那为什么呢？难道工人的状况的改进会自动到来吗？

Y：所谓费解就是在这里了。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成熟的过程，同时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掘墓人—工人阶级的自我成长过程。马克思更加重视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进，他为每个重大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扩张感到兴奋，他甚至赞扬欧洲殖民主义，他重视这些事件的程度远远超过他重视工人运动中那些具体要求的实现。

我读这段历史时有个感觉，马克思大概认为不存在单独的工人运动可以加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熟，从而也就能加速工人阶级本身的成熟，而是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重大进展才能推动工人阶级变得日益成熟。例如讲，更大规模的工厂、更大规模的市场网络和分工网络，就意味着更加有力量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而这个壮大至少并非直接产生于工人运动。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对于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推动只有抽象的意义，在具体的层面上讲，这些斗争是十分可疑的，远不如技术进步来得那样清楚。换言之，在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经过自觉斗争而成熟起来的程度远远不及工人阶级在剩余价值生产迅猛发展中不自觉成熟起来的程度。资本家阶级在剩余价值生产上的每一次胜利，同时就是工人阶级的历史性的胜利。马克思在这点上相当坚持。

C：那是否也意味着，工人阶级受压迫的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扩大，工人的痛苦的不断加深也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进展呢？

Y：对，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能在这里有感伤的情怀。马克思是纯粹的德国哲学家，他有德国的那种学问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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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