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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治的终结和国共关系的逻辑

，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细心的研究当下的社会情形。

C：意识形态！这是意识形态！

Y：对，正是意识形态。事实上，正是相类似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的描述构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意识形态的起源。而意识形态具有一种我深思未解的魔力，就是提供关于某种社会历史设计的正当性，它完全不同于民国政治史及其以前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法统，后者一定是同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相关联的，与此不同，意识形态则提供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当性、合法性。它来源于思想，一种与你无关且你也无知的历史过程的沉思，然后，向你提供了方案和合法性，于是你就参加进去了。一个革命的法统就产生了。如果一切恰巧的因素都出现了，那么这个革命就发生，就开始发芽、成长、结果。这是小概率事件，但在中国它发生了。你瞧，一切居然来源于思想……

C：思想的力量？不会吧！

Y：倒也不是思想的力量。中共党人只要知道方案就行了，只要有股子搞到底的劲头就行了。这股子劲头就是意识形态的力量。《资本论》对顾准重要，对今天进行历史观察的你、我重要，但对毛泽东那一代人，就没有多大作用。实际上直到果子熟了，落在地上都烂掉的时候，那些人也没有弄清楚《资本论》呀。我进行历史观察时，并不反感共产革命，也不太愿意在今天轻轻松松地指出或论证极权主义或绝对主义在中国的祸害，但我实在忍不住地要说，中国共产党人无须理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可以完成中国共产革命，实在是中国革命的可叹之处。

C：扯远了，这个话题太大了。但无论如何，我同意你的讲法，就是共产革命在中国立起来的那个革命法统，源自于意识形态，它同中国没有关系，那是一种自圆其说全然不管别人是否理解的强势的理性力量，这是中国历史上完全没有过的。它冲进来以后，改变了现代政治史的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蒋介石终止了民国政治的逻辑，而共产革命则终结了民国政治本身。

Y：革命法统与政权法统的关系，就完全地不同于同一个民国政权法统之下的政治关系。我把这称之为国共关系的逻辑。它包括了几层意思，一个是共产革命本身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我把它称之为无机的历史过程。就是讲，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俄架构下对非工业国家的历史推演是用人为的历史设计代替历史内在的自我的演进过程，就是人为的历史代替自然史。从已解密的苏俄档案中，这一点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已经不认为资本主义之发展是在中国进行共产革命的先决条件，至少他们认为不应该等待这个条件自然地生长出来，他们认为完全可以人为地制造这个条件。这正是斯大林在1927年之后的主要思想。因此，不管中国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如何，都可以制造出革命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个国家的现实状况妨碍他们的人为制造，那么很简单，就用革命的方式摧毁之。所谓革命在中国的重新定义就是这个意思。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共产革命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无机的关系。相对照，辛亥之后的民主政治与共和法统与中国社会关系，则有相互嵚入的有机的联系，至少民主政治与共和法统并不硬性排除中国原有社会与历史因素，只要反专制、除帝制就好了。

C：那就是说，在这个层次上，去寻找共产革命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契合点的努力是徒劳的、甚至是反动的。对革命者来讲，做这样的努力是反动；对历史观察家来讲，做这样的努力同样是反动的。中国思想史上有个主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兴起与中共革命之间的关系，这是个很重要的话题，其中的企图心在政治上和学理上都是要命的。你以前也讲过，所谓保守与激进的解释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胡绳、胡乔木式的中国革命史叙述是不谋而合的。要害就在这里，似乎共产革命的意识形态在中国思想史上居然还有什么呼应、有什么内在联系、有什么相互激励的互动作用，等等，暗示共产革命之必然性，之不可避免，这不正是胡绳、胡乔木他们想表述的那个意思吗？这是1927年之后的共产革命在中国的状况和缘由吗？根本不是。我警惕并反对任何将共产革命与中国历史之间进行有机联系的努力。不管是左的，还是右的，都反对。没有这种有机联系，你要造出这个有机联系，那你就是中国的反动派，过去是，现在尤其是。

Y：国共关系逻辑的第二层意思，就是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展开是个或然性的事件，而且是个小概率事件。它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及整个亚洲遍播革命种子的结果。革命的种子，到中国，生根、发芽、抽枝、开花、结果，每个环节都只有极微小的成功可能。因为革命在这个社会中根本就没有依据，它不内在于这个社会。所以是个小概率事件。第三层意思，就是既然是小概率事件，那么，其他社会力量，特别是政权法统，就很有机会消灭这个革命法统，机会很大，是个大概率事件。第四层意思，消灭革命法统的成功可能性与这个革命进程本身成反比。当革命成功后，则任何内部社会力量都不存在消灭革命法统的可能性了，因为革命之后，已经没有所谓的内部的社会力量了。

C：这是事后的归纳了。当时有人对此有感觉吗？

Y：没有，恐怕只有那个疯疯癫癫的吴稚晖是个例外。相反，一直各界都认为存在着一种结构，可以容纳国共两党的主张和力量。前面引的毛泽东的那封信，谈论的就是这个想法。到底毛泽东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可以另外讨论，但在国民党那里、蒋介石那里及第三方的各种人物那里，似乎都认为存在着这样的政治结构，只要中共放弃武装就可以了。但中共有武装这一点，是个表面，它在人们的视野里掩盖了共产革命与中国社会的真实关系。经由八路军的存留争论，共产革命之于中国的作用，就被纳入了邓野讲的民国政治的逻辑，形成了假象，似乎中共也同别的地方势力一样，遵循同样的谋求自身生存和安全的法则。毛在信中讲八路军之前身后世，就是强调了中共作为政治力量的生存安全性。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就没有什么正当性了，毕竟你有四一二政变呀。所以毛的信就讲得理直气壮。

C：毛悄悄的把中共这种政治力量给普遍化了，他的意思是让社会各界将心比心、设身处地的为中共想一想，那些人很容易就上当了。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共代表的共产革命的法统的独特性，不是其他政治力量的境遇所能模拟的。

Y：中共用八路军这个议题把事情拉入了一个循环论证的过程。你要军队国家化，那我要政治民主化。而政治民主化就是革命法统随心所欲，那更可怕。国民党、蒋介石基本上就处于一方面认为有一种政治结构可以容纳中共，另一方面又找不到这个政治结构的状况中。这种困难处境迷惑了当时以及后来直到今天的思想界人士，他们无不费心尽力地寻找这个结构，试图设计一个结构，然后用这个纯然是设计出来的结构去比照历史，责备当时的人们如何失去了机会，如何应当对历史负责等等。所谓“失去的机会”，如邓野、杨奎松都有这种观点。其实，从国共关系的逻辑讲，共产革命这个法统，你要么消灭它、要么被它消灭。没有什么其他结构。如果有，那也是自欺其人。

C：不少人也在论证中共在七七事变之后的努力，也有正当性、合法性诉求吧。

Y：共产革命无需这样的诉求。但在策略上则有必要，不可混为一谈。需要强调的是，共产革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是共产主义本身提供的，不需经验的诉求。中共那边就只是策略的想法。在共产革命当中，看上去是退让、妥协的举动，从来都是很容易有正当性的解说的。例如列宁为布列斯特条约的辩护，共产国际关于中共参与国民革命的策略，都是如此。这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生命力的一个特征。我的意思是讲，在国共关系上，即便所有的当事人在行动中都未曾感觉到我所讲的那个逻辑的力量，但至少，他们的行动背后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称的，有着完全不同的盘算和目的。我们回到我们开头的那个话题，蒋介石的斧子为什么没有砍下来呢？就同这个不对称的想法有关。

C：实际上，那个时刻几乎是政权法统消灭革命法统的最佳时机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使蒋没有下手呢？是不是蒋认为中共和国民党之间有公约数，可以找到一种政治结构来容纳中共的力量？他没有认识到革命法统同他守护的那个政权法统的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为什么会认为留下中共或者红军能让他更接近他想的那种政治结构呢？他为什么不要更加简单明了的政权法统的保障呢？一句话，他本来可以非常简单的断然处理，可是却选择了复杂的办法，他迷失在其中了。

Y：这确实是历史的纵深之处，很典型的。因为就政治行动的一般因素来分析，他恰恰是应当采取断然措施的。所以，我猜测，他有了内在的深刻的变化。一种内心的变化。这个变化使他的政治行为走了样。蒋是流氓的底子，在北伐战争和国民党内斗争中，成长为英雄。在这个过程中，蒋发展了一套他自身的修炼功夫，他有惊人的自省和克己的毅志力，我看他的日记，感觉他在北伐前后，有一种内向的自我发展的趋势，他用这种功夫来面对他的成功与失败，当然也包括他的困扰和无奈。把他和毛比较一下，其实毛相对来讲就比较好理解，比较让人看得透，至少对后人来讲是如此。毛有大器局，他内心与外在行为较为一致，好揣摸。但蒋就复杂和深刻得多，他非常不好理解。他器局狭促，但内向，行为与内心不一致，他那套克己的功夫，让他的意识与行为分裂，不容易看透。西安事变之后的行为只是其中一例，他败退台湾，却能退而不散，就让人惊奇。他利用韩战，只两年工夫就让国民党重新振作，就不那么容易想象。

C：这倒是。1927年他几乎完全用流氓手法把中共和左派给搞下去了。随后一年，他却一下子象个英雄了。他在战场上的那套军事政治混在一起的战法，厉害得很，大家都服了。所以，他就成了南京政权的守护神。几次对南京法统或法统主导权的挑战，他都轻巧化解了。但当他面对外敌和中共的挑战时，却出现了困难。

Y：外敌的挑战和中共的挑战，对蒋而言有区别。前者是他可以感受得到的；后者，他就不那么有感觉了。因为至少在1933年第三次反围剿之前，蒋对中共的挑战，重视但并不占据他的主要精力。因为他认为他控制得住。事实也是如此。三次反围剿之后，他加大控制的力度，就造成了红军江西的失败。他的精力主要是应对日本问题。可以这样表述，蒋在对日抗争中重新塑造了自己，然后在西安事变中不期然地证明了这个塑造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在民族觉醒的过程中，蒋介石看上去具备了“圣人”的气象。

C：他的这种感觉是如何来的呢？

Y：我们前次提到，西安事变带来了一个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东西，就是蒋介石本人的“领袖人格力量”。我们认为这个东西是之于中国而言，是真正现代的一个条件。从这点引发，我感到从西安事变，经7. 7事变再到武汉保卫战这段时间，1936年底到1938年底，大约两年时间里头，有了一种政治环境，可以让这些顶尖的政治人物觉得有可能来尝试建立起一个真正有现代化政治结构的国家，一个政治形态更加正常的国家。由于“西安事变”戏剧性的证明了蒋介石的政治权威，使得这个努力可以出现，尽管努力失败了。这涉及到关于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思想史。李泽厚讲两个主题：“救亡”与“启蒙”。“救亡”自不必讲，这个“启蒙”我是一直有看法的。五. 四运动如果讲是启蒙的话，那么这个启蒙也不过是限于知识分子，而且是所谓新知识分子，同民众无关，正如同辛亥革命也未曾触及到下层一样。这样的启蒙当然是少不了的，但没有向下层发展，是这种启蒙未曾对当时的中国政治结构产生正面影响的重要原因。
C：触及下层，是比较难的事，通常要借助一个覆盖面很广的事件才有可能深入下层。因为一来下层文化程度低，无法读报，二来没有政治沟通渠道，如大规模的选举的有效制度，这些东西没有，则上层的启蒙就无法向下发展。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主题变奏。李泽厚的说法有些武断。“启蒙”这个主题式微，是启蒙自身的问题。相反，“启蒙”倒必须借“救亡”，才有可能达到下层民众。因为“救亡”比较容易触动下层民众，覆盖面广。其实即便是五四运动，就其启蒙过程的高潮而言，也是同救亡交织在一起的，甚至首先表现为“救亡”，就是反对“二十一条”。但事实上，就当时“二十一条”的事件而言，它并没有触及到下层，它基本上是上层政治事务。所以“二十一条”，主要是知识分子有反应，当然下层民众也有反应，但那种反应纯然是感性的，不问青红皂白的，当然也就持久不了，留不下多少痕迹的。这样，五四运动，不论就其“启蒙”而言，也无论就其“救亡”而言，都是知识分子圈子中的活动，所以都无疾而终了。日本当时侵略的方式，在很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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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11-21 23:14:1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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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