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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治的终结和国共关系的逻辑

他本人的言行，例如甘地、胡志明、曼德拉、金大中之类的例子，都是如此。所谓英雄，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大家都被打怕了，不敢造次，于是这个打出来的英雄就立在那里，守护政权，例如拿破仑、凯未尔。所谓流氓，则是那种智慧、果敢之徒，他巧妙地利用各种矛盾，合纵连横，整合冲突，从而确保政权的稳定。说是流氓，并无贬意，只是借用这个词来表示这个类型。辛亥之后的袁世凯，就是个典型。

C：那，孙中山算什么呢？

Y：这是不幸之处。孙中山本来只能做个圣人，也有条件成圣人，但就是没有成。在死后，才成为圣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也是有意思的话题呢。希望有机会谈谈这件事。当然，三种类型，是个典型的划法，实际中并不纯粹。有介于流氓和英雄之间的，例如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如此。

C：我想再明确一下，英雄打遍天下无敌手，并不一定是武装斗争，也应包括政治斗争，例如叶利钦就是个英雄，他玩的是权术。所以英雄和流氓在性状上，是很近似的。区别在于目标、眼光和观念。流氓更多地出于一己之私、或是小集团利益，最主要的是缺乏远大眼光，崇高目标。

Y：我同意，你讲这个流氓与英雄的相似性，很有意思，有深度挖掘的可能，也有当下的意味。

C：啊，当下意味？你这家伙在想什么呢？

Y：呵，挥之不去，挥之不去。按下不表。总之，在辛亥之后，中国没有圣人，也没有英雄，只有个流氓袁氏。所以这就是当时北京政权的法统的现状。孙中山北上，原本想用他自己圣人的魂去附袁氏流氓的体，让袁从流氓升华为英雄。也不能讲当时袁氏就没有被感动，但总之，宋教仁被刺，说明他还是个流氓。有流氓做守护神，也不赖，总比没有强吧。所以，宋教仁死后，无论孙中山怎么搞，没有动摇北京政权的根基。其他力量也没有搞成什么事。那二年，北京政权有声有色，有嗞有味的。但当袁氏称帝，情况就变了。他称帝，就是讲他不打算当守护神了，他把他本来守护的东西给砸烂了。于是他本身的守护神地位就没有了，他就变成了什么也不是的一件东西。监守自盗，所以叫他窃国大盗倒也贴切。这样一来，革命后的政权法统的保障就没有了。袁氏一死，整个情况就很戏剧性地给呈现出来了。

C：如果袁不死，他是否还做得下去呢？毕竟他又取消帝制，把偷走的东西，又还回来了。

Y：那要看看他是否够流氓。有继续做下去的可能性。但他肯定是没有机会成英雄的。英雄的业绩可以继承，流氓是没有办法继承的。他总有一死吧，早晚而已，只要他一死，政权的守护神就没有了，情况还是一样。

C：这里要深入一下。政权有守护神，固然重要，但政权本身的演化呢？这些守护神毕竟都是具体的人，他们生老病死，政权怎么办呢？

Y：所谓有守护神，就是讲在政权法统有保障的情况下，政权必须有演化，必须发展出非人格化的守护神来。在此之前，必须有人格化的守护神；在此之后，就必须有个非人格化的守护神，就是宪政体制，以及这个宪政体制背后的共同的国家或民族意识形态。这个东西产生出来之前，起作用之前，必须要有人来做守护神。

C：做守护神的这个人对这种演化的影响和作用是什么呢？随着演化进程他自己要退出历史舞台他又作何想法呢？

Y：圣人不用讲，他的影响完全是正面的。英雄，总体上也是正面的，但过程可能有些波折，例如叶利钦1993年炮轰白宫，曾被视为对宪政的践踏，但结果正相反。复杂的地方是流氓作守护神的时候。圣人和英雄同宪政体制是正面的关系，或者他们正是为催生这个东西才成圣人、英雄的。流氓则同这个东西无关系，可以讲他是中性的，可能有利于宪政体制，也可能相反。总之，他没有明确的承诺，或者讲承诺了也可以不认。袁氏的表现就很典型。你可以指望的就是有没有神奇的力量来点化这个流氓，变成英雄。如果做不到，那就只好认倒霉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直到出来个新的守护神为止，或者更糟，干脆这个政权就废了，天下大乱，直到新的革命，产生新的政权。总之这个过程是个很无奈的过程。好事情、凑巧的事情，有了就有了，没有就没有，没有什么确定性、必然性在里头。

C：如果没有守护神，那么，各政治势力的整合就很困难了。前面毛那封信也讲了国共两党互信结构。其实，只要是不同的政治力量要结合在一起不打仗，就都必须有个互信的安排。这就是政治制度的事情，但这中间有个次序的排列。在辛亥之后，这个政治制度在文字和典章上都有了，但要让人相信你这个互信的结构是有效的，却是很不容易的。因之，守护神就不仅仅是政权法统的守护者，他同时应该是这个互信结构的背书人，然后，慢慢地培养起这个互信结构的信誉来。这大概就是中国宪政发生史吧，必须要有这样一个人。毛在信中讲，全国人民来反对破坏共同纲领，这当然是应付场面的空话。因为他紧接着又讲十年前，国民党破坏了共同纲领（指国民党一大宣言），所以国共开打。前后矛盾说明，毛也心知肚明，这共同纲领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来担保是没有作用的。但这样的人，又根本没有。所以事情还是那样，只能打起来。

Y：一般来讲，由革命产生的政权，都需要一个在革命过程中成就了名声的人来做政权的守护神，然后，在这个守护神的保护之下，政权及革命本身进行演化，形成非人格化的政权的法统保障。这个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的一般问题。当然共产革命不在此例，前面已经讲过这点。这样我们可以划分民国政治的几个阶段。辛亥之后到袁氏病死，这是一段。在这一段时期里头，邓野的民国政治逻辑并不起作用。有袁在那里守着，没有什么政治集团去搞武装化。袁死之后，到1928年北伐胜利，这是一段。在这一段时期，邓野的民国政治逻辑是起作用的。我甚至比他还进一步，我把这一段历史称为民国政治史。在袁氏死之前那段历史称为民国史前史。

C：你是说1916年到1928年才是民国政治史，那1928年之后呢？

Y：我心目中的民国政治到1928年就终止了。1928年之后，中国现代史的主题是国共关系史。国共关系在任何意义上都同民国政治没有相似之处，那是完全不同的历史。尽管国民党对此并不自觉，但中共却是完全自觉的。因为党的决议已经明确了将建立共产主义政权。

C：我有两个问题，首先国民党同北京政权的对立同北洋军阀混战有区别吧？其次，国共关系怎么就不同于民国政治呢？

Y：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我注意到，孙中山在同苏俄接触之后，特别是同共产国际合作——主要是通过国共合作的方式，在孙中山和国民党那里，引起了一个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政党运作方式的变化，也不是建立党军的变化，而是具有了一种被开拓了的新的历史视野的变化，不论孙，还是左、右派都是如此。这个新的历史视野，就是国民党整体上开始有了一种民族意识的构建，即由于苏俄，使孙和国民党人从世界历史角度认识到一个帝国主义体系的存在，以及打破这个体系的可能性。在前者，他们认识到无论怎么做，终归是在这个体系下受压迫，没有什么好结果可以期待；在后者，他们通过俄国革命，看到了打破这个体系，重新安放本民族的世界位置的现实性。他们可以不认同共产革命，但却认同革命的结果，当然也更乐意接受来自这个革命的帮助。这是个了不起的变化，也是个深不可测的变化。因为，正是这个历史意识、历史视野的变化，使国民党渐渐地不再认同北京政权的法统本身了。他们不再去搞什么“护法”，而是打算干脆自己重新构建一个新的法统、一个新的政权，于是国民党就真正不再混同于西南那些军阀了。于是，两个法统并存的局面就出现了。这是个全新的情况。以前是同一个法统内部的力量角斗，现在变成了两个法统之间的角斗。

C：这里要稍加分析。我的问题是何以一个新的法统就能出现并立起来呢？并不是你打出了新政权的旗号，你就是新的法统了。你这个法统的正当性要有个自我叙述呀。国民党这个法统的自我叙述是怎么样的呢？

Y：过去人们常讲孙中山在广州护法失败避居上海期间写的那几本书，主要是《建国大纲》，认为这为国民党政权提供了法统说明。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我的观察与此略有不同。我认为这两个法统尽管是分立的，却不一定是不同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两个法统是相似的。特别是在其形式表述和价值表述上几乎是一致的。“军政、训政、宪政”是个日程表和政治承偌，不是对法统本身的说明。“五权说”也没有多大意思、多意味深长呀。国民党这个法统所以能立起来，依靠的不是它同北京那个法统的不同，恰恰是它同北京法统的相似性。因为，正是通过这个形式和价值表述的一致性，国民党一方面把自己的法统通过孙中山的这个桥梁与辛亥之后的南京共和法统接上了脉，另一方面也就同时证明了自袁氏开始的长达13年的北京政权的虚幻性，徒有其“表”，这个“表”就是那个相同的形式与价值；败絮其中，所以“有”是虚幻的。所以有“窃国大盗”之说。后来国民党1925年在北京安葬孙中山的时候，通过了神化孙中山的一系列决议，就是强化上述的法统的自我叙述。

C：那么这样的相似性，是不是也就包含了这两个法统之间的某种整合的空间？

Y：那到不一定。总的说来，还是势不两立的成分多一些。但这两个法统之间的一致性，就使得很多政治力量可以在这两者之间无障碍地流动。北伐军打下武昌以后，对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的整合，就是这种情形。说明两个法统之间是有公约数的。所以他们的争斗，不是那种“死掐”，“穷寇”可以不追，“落水狗”可以不打，可以商量。北洋军阀的争战与国民党同北京政权的争战，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原因就在于双方都认同辛亥革命的法统。国民党以孙中山做媒介把自己打扮成辛亥革命的真正传人。而斥北洋各势力均为篡位者。这样就完成了一个圆满的法统的自我叙述。在这个层次上讲，国民党同北京政权的争斗本身又同北洋内部的争斗在性质上是相同的。

C：事实上，那帮人当时的话语结构都是一个样，电报大战，各种和谈、密约等等，用的词都是一类，这也表露了他们的相似性吧。

Y：在这种情形下，邓野总结的那个民国政治的逻辑也当然适用于国民党同北京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

C：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又有多次军阀混战，是否与以前的同一法统下的争斗相类似呢？

Y：是的。因为国民政府的法统一统天下了，但主导权却也类似于北洋时代，没有英雄，大家就各自打小算盘，但这已不是当时的主题了。并没有人提出对法统的挑战。而当蒋介石终于证明了自己就是那个英雄、就是那个守护神的时候，所谓的军阀混战的局面就基本结束了。到此，所谓民国政治的历史就终结了。这之后，就是国共关系史了。就是中共革命法统与国民党政权法统之间的竞争的历史，所谓民国政治的逻辑，是不能用于国共关系的。这是我不能同意邓野那本书的地方。国共关系的逻辑另有一套玩艺儿，大大不同的。

C：你选用的“革命法统”与“政权法统”这两个词比较贴切，国共关系其实是不对等的，不是两个政权的法统之争，而是革命法统对政权法统之争。我们就这样使用这两个词，来代替国共关系的讲法，好理解一些。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共革命的法统又是怎样立起来的呢？

Y：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现象。但我可以有一个干脆利落的开头，一句话，中共革命的法统不是在中国国内产生的，它来自国外，它成立的依据不是中国政治史，而是世界历史。它不是立起来的，而是从外面加诸于中国之上的。这个共产革命的法统的叙述已经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说的。那对我来讲，就是个事实。而共产革命这个法统，是全然不顾忌一个具体国家里头的历史的，它就是不顾一切地冲进这个国家。然后设法生根、发芽。如果没有适应它生长的土地，那就改革土壤，甚至可以嫁接。例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极而言之，还可以彻底地重新移土栽培，例如金日成在北朝鲜。当然，也有很多这个革命的种子，没有发芽，或是发芽以后没有长大，或是长大以后没有结果，如日本、印尼、马来亚。但不管哪种情形，共产革命的法统是全然与这个具体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历史无关的。当年，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反驳那种认为中国工业落后，工人阶级弱小，因此不应搞赤色革命的论调时，所依据的不就是这个世界共产革命的学说嘛。当着把中共革命（它虽然还没有发生）当作正在展开的世界共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中国当下的情形，就可以一笔抹去了。李大钊不需要这个，共产国际就更不需要这个来解释中国共产革命的必要性。他们只在如何进行这个革命的时候才会细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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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11-21 23:14:18 作者：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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