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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强国之路——清末“自治”思潮的两个方向（1900—1911）

内容提要：清末自治思潮兴起于中国思想界诉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大背景下，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清王朝统治合法性的否定。“自治”思潮沿着两个方向发展：其一，就其内在逻辑来说，它是现代国民体现自尊自主自由的一种能力，进而表现为一种国民精神。其二，就其社会实践来说，地方自治是重建强大中国的必由之路，中国不仅适宜于地方自治，而且必须实行地方自治。

　　主题词：自治；清末立宪；国民权利；地方自治

　　清代最后十年里，一个显著的政治现象是朝野之间对于实现“自治”所达成的一致看法。伴随着清末新政的立宪改革，地方兴起了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对于清末自治运动的研究，历来是史学界的热点，然而这些研究都大多致力于对自治运动的事实考察，对于“自治”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的兴起与发展的外在过程与内在逻辑，却少有细致的研究。对清末“自治”思潮作一观念史的系统考察，既可以弥补地方自治社会史研究的不足，又有助于研究晚清公共舆论的基本态势1。

　　一、“自治”思潮的兴起

　　1900年前后，是近代社会、政治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进行，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在1900年以后的几年中，对于清王朝公开的谴责与批评，已经成为了旅日学生创办的各种刊物的主题。而在王朝面临危机的关头，东南的大员却私下与外国达成了“东南互保”，凸显了中央王朝权威的流失。自治思潮正是在清王朝已经无力再合法有效地统治一个危机中的老大帝国的背景下兴起的。提倡广东自立的欧榘甲，指斥清王朝“视广东如他人之物，则其以广东土地卖于他人为居处，广东人民卖与他人为奴隶”，“朝廷不能报我而反弃我，是朝廷先为叛逆也”，既然朝廷无法自保，无力保我，则“我亦何可不求自立，以求安我种类乎？”2脱离清王朝的统治，以省为主的自治就因此而具有了合理性。

　　近代中国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的转型。正如列文森指出，中国近代思想的重大转变体现为从“文化主义”到“国家主义”，传统的“天下”政治秩序观，逐渐被现代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所替代。3梁启超认为中国历来缺乏“国家”的概念，这使得中国无国民、无“群”的意识，从而导致中国的落后，甚至处于灭亡的边缘。西方主权在民的思想使当时的论者可以将朝廷与国家区分开来，认为国家危机的责任在政府，“列强之所以擒之纵之威之胁之者，政府也，官吏也；政府官吏而外，我同胞之国民，固非列强所以能尽擒之纵之威之胁之者也”4，因而中国之亡亡在政府无能，国家之兴希望在国民之养成。欲使汉种之兴，国民之成，则必须先“亡国”（清朝之国），“今日之汉种，无所谓国也。彼白人之视我则曰支那。支那之国何在矣，而彼之所谓支那国则清国也。夫清国云者，一家之私号，一族之私名也，而以吾汉种冒之乎！”51901年梁在《过渡时代论》中的一番议论更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过渡时代者，希望之涌泉也，人世间最难遇而可贵者也。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则无进步。”6梁氏的《新民说》认为，只要能使国民为之一新，中国就有希望。这种“国家主义”思想取向的逐渐形成，导致当时的社会思潮将救国的希望建立在国民精神的养成，而不是对朝廷改革的期待。而自治的提倡，则有利于国民精神和道德的培养。将“自治”理解为一种能力或改造社会的精神，正是出于这样的一个思想背景。

　　早在戊戌维新之前，湖南就曾实践过地方自治。梁启超在康有为的授意下，联络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等维新志士，先后在湖南创办强学会和南学会，并出版报纸，受到了陈宝箴、江标等湖南地方开明官绅的支持。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主要由激进分子组成的南学会，开始倾向于地方分权的意识，梁启超甚至向陈宝箴表示湖南应该脱离中央而独立。在湖南保守势力和张之洞的压制下，湖南地方自治的改革运动不得不黯然收场。7这表明当时中央权威犹存，地方自治必须在中央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才能有效开展。

　　1900年以后，这种承认中央的前提下开展自治的观念，逐渐被知识分子所抛弃。唐才常承继了谭嗣同曾提出的“自立”口号，公然以“创造新自立国”相号召。虽然唐同时又打出“勤王”、恭迎光绪的旗帜8，但自立军起义却对下层知识分子对清政府政治态度的转变造成了重要影响。在不承认清政府合法性的前提下，知识分子把中国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各省的独立与自治上。

　　1902年欧榘甲首倡“新广东”之议，认为现今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各省既图自立，彼不能自立之省必归并于能自立之省”，而广东可以为各省中率先独立的典范，这是因为广东不仅有出众的人才、雄厚的财力、握要之地势和繁殖的户口等客观优势，且有不得不自立之主观的苦衷，“我人日呻吟于**政体下，不得平等自由，登进文明之路”，朝廷又弃广东于不顾，割地赔款，将广东出卖给外国。欧榘甲警告广东人，应该尽早预先准备，“夫欲自存，则惟信自己，无天可恃也。”欲使广东人知道自己的责任，“以广东之人，办广东之事，筑成广东自立之势”，必须培养自立的精神，“非用武不能激发，非教育不能日新”，因而需要开自立报馆、开自立学堂，并且联合秘密社会。最后他信心百倍地宣称，“广东者，广东人之广东也，广东人其力行，广东于是乎自立，为各省倡，为南部独立国与万国并。”9

　　广东倡之于前，湖南应之于后，1903年杨笃生作《新湖南》称，“广东倡之，吾湖南和之，广东鼓之，吾湖南人舞之，吾于广东如骖之靳也”。杨笃生主张建设者必须“有破坏之精神，必又有破坏之条理”，“精神充矣，条理具矣，程度达矣，建天心阁为独立之厅，辟湖南巡抚衙门为独立之政府，开独立之议院，选独立之议政院国会院，指定独立之宪法，组织独立之机构，扩张独立之主权，规划独立之地方制，生计、武备、教育、警察诸事以次备举。”10“近今外人之论者，以新英国、小日本目湖南矣，我湖南青年亦侈然以湖南人自命也。”11以湖南人、广东人自居的心态，莫不是以为本省代表了中国的前途与希望。江苏亦不甘心居人之后，“江苏者，全中国之枢轴，实全世界之枢轴也。江苏之固有力不发，故我全中国之力，无所始而发，江苏之志事不成，故我全中国凌夷衰微……江苏者，最有希望之江苏也。吾欲改革中国不得不改革江苏。”12以省为界，各自实行自治，推行改革，一时成为思想界的潮流。

　　四川旅日知识分子也积极提倡四川“输入世界文明，研究地方自治，筹谋藏卫领土，开拓路矿利源”13，并与云南、西藏等邻近省份互相通气，以期造成西南之新局面。《云南》杂志社赵君伸在《四川》杂志社成立会上发表了演说，“至此报（《四川》）出后，四川一方面的人，尤能人人奋发，扩张其学术上及殖产兴业上对内固有的竞争力，而为对外的竞争力，将来可以共相保卫我们西南危局者在此，可以自行建设一东方巴离，以实古德尔孟之言者也就在此。”14旨在“使吾陕渐进于文明之域而保全西北大局于万一”的《夏声》杂志称，“社会改良，民生疾苦，陕甘自治之方法，西北防卫之政策（如蒙古新疆等）解乱披纷，洞中窍要，能为根本问题上之解决者”，皆为其关心之事。15各省独立或是数省联合的区域自治，都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中央王朝的彻底失望，他们纷纷寻求以地缘为基点对中国的重新改造。

　　然而，各省或数省自卫其疆域、自办其实业、自取其税收、兴利权、办教育、举行地方自治，便俨然将一个中国分割为数个“省国”，且互相竞争，严立“省界”，这对于那些追求一统、担心中国从此将陷入分裂、混乱局面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啻是大逆不道了。1903年前后，旅日留学生中间的“省界”之分已经成为观念上的一大“梗蒂”，便召来种种之批评。“省界胎于庚辛之间，广人‘新广东’出世，省界问题如花初萌，于时各省同乡恳亲会，先后成立，承流附风，遂遗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词，已定矣。”既然中国强大之道今日不能再依靠政府，那么化大为小，以省为治，就不仅“区划小者令易行”，而且可以利用中国人重视“乡情”的习惯传统，因势利导，“使人人皆知吾身有不能狡脱之担荷”，这便是省界之原理。谁料省界之弊日盛，或曰“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或曰“彼自有同省人为之划计，安用公为”，或曰“彼辱我，彼辱我，我必有办法，必有办法”，致使“闻省界之名词，则通人疾首，穷省界之流弊，则志士灰心”。16批评者指出，“因于省界分而彼此之情隔也”，不单单留学生有省界的“梗蒂”，“至若上等社会，平日所号称文明志士，乃亦不免出于畛域之见，恒视其省为己有物，而视他省若秦越人之不相关。若曰以某省之人办某省之事，而他省不得旁代。夫同一种族同一中国，缓急相关，利害攸共。惟视公益之如何，更无彼此之可言哉。”17一些留学生指出，省界之分将使得中国无法“合群自治”，“夫省界何物也，谓非同一种族之人，同一区宇，但因满政府政治上之区域而划分者乎？……且分省不已而分府，分府不已而分县，势非至于四万万人而分为四万万国不止，其何以联合士群以御外侮乎？今日者国权未伸，外人势力之侵入，有加无已，满洲未去，汉人权力消亡，皆不顾，而先从事于省界焉。不外御其侮而阋于墙，甚哀其急也。”

　　其实，大多数主张各省自治的论者，本意并非要分疆裂土，而是通过本省自治带动其他各省，以造成全国自治独立的局面，“省省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18鼓吹省界始作俑者的欧榘甲此言，意在指出省自治不过是中国自治的基础罢了，最终的目标是建立联邦制的中国。但是过于强调“省界”之分，可能客观上妨碍建立一个强大中国的最终夙愿，这无疑是提倡省界论者也不愿看到的。作为近代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无不希望中国的强大，因此无论鼓吹省自治，还是批评“省界”要求“合群”，都是同一强国理想下的不同主张而已。

　　二、“自治力”：国民的道德基础

　　“自治”为何成为清末时论之潮流，自有其思想发展的内在原因。梁启超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人群之初也，有部民而无国家。由部民而进为国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与国民之异安在？曰群族而居，自成风俗者，谓之部民。由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以成国者也。”19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因而与西方各民族国家的区别是落后与先进、野蛮与文明的不同。因此，“乃以四万万人之大国，无一人有国家之责任者”，反观欧美各国，“法至美密，而势至富强者何哉？皆以民为国故也。人人有议政之权，人人有忧国之责，故命之曰公民。”一盛一衰之间，胜负强弱之势已判，“故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故今之变法，第一当立公民矣。”20国民或是公民的养成首要的便是培养一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使国民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此便只有培养公民自治的能力，“言权利而先曰能力，曰组织，明权利之不可幸得，而能力组织之先宜讲求也”，“故自治云者，对于国家而保固有之权利，亦对于政府而尽分担之义务也。”21公民对于国家、政府之权利与义务，便首要取决于公民自治能力的强弱。中国历来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因而国民自治力也最差，梁启超指出：“吾以为不患中国不为独立之国，特患中国今无独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独立，当先言个人之独立，乃能言全体之独立；先言道德上之独立，乃能言形势上之独立。”22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之所以能够称霸世界，也正是因为他们各个是自治的国民。在梁启超看来，个人自治进而达到群之自治，便是治愈中国“一盘散沙”的良药，是万国自强的公理。“今日救亡之法，舍合群自治，别无下手处。”23

　　在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中，现代国民需要具备基本的“公德”和“私德”。虽然，他认为两种道德各有其作用的领域，但是培养“自治”的能力，则既是“私德”的重要成分，又是通向“公德”养成的重要环节。也就是说，“自治力”固然是个人的道德能力，更重要的却是“群”的功能的体现，那么根据“群治”的理论，群的自治要比个体的自治更重要。然而，当时有人权派的言论，强调个体自由与自治优先，“今之平权派者，动曰人权者天授者也，人人有自由之权，而后人人能自立，人人知自由之道，而后人人知自治”。国民毕竟是国家组成的基本要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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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11-10 7:25:59 作者：冯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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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