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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自治运动」中的冀东伪政权

1931年之后，在中国土地上陆续出现了伪满洲国、伪蒙疆自治政府、华北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汪伪等几个伪政权。在这几个伪政权中，以殷汝耕建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势力最小，仅维持了两年多时间就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成为一出闹剧。而对这一历史事件，目前还缺乏深入的研究。

一　日本侵略者的「华北自治运动」

　　冀东伪政权的建立，是适应日本当局「华北自治运动」的产物。华北地区包括冀、察、绥、晋、鲁五省和平、津两市，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关东军认为：「在华北可以很容易地建树起第二个满洲国」1。1933年11月，日本内阁在「帝国外交政策」最后修正案中明确提出要「支持中国大陆之分治活动，驱逐国民党势力于华北之外」2。

　　1935年，「华北自治运动」进入了关键阶段。这年，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实现了对冀察两省的觊觎。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了冀察两省，察哈尔省的主权实际上已经丧失。由此，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从1935年4月开始，日本侵略者就积极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同年9月，继梅津美治郎之后出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召集日本记者，散发了名为《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计划成立「亲日、反苏的华北五省组成联合自治体」，开始公开鼓吹「华北自治」。同年10月，在日本内阁通过的「广田三原则」中，日本重申了在华北寻求特殊体制的意向。

　　二战后远东国际法庭证据第3317A号记载的证人田中隆吉的证词说：「一九三五年四月，我是关东军的参谋，负责所有自治运动的电讯工作。自治运动的主张，是由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和华北日本派遣军司令梅津在这个时候决定的。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在内蒙和内蒙以外的华北地区制造自治政权。」3

　　1935年10月中旬，关东军的老牌特务、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来到到华北策动「华北自治」运动。土肥原知道，要一下子让华北的主要势力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都连袂反蒋，难度极大，而首先从冀东殷汝耕那里获得突破，则可以借此向华北其他势力派人物施以压力。为此，土肥原拟订了一个详细的计划：「第一步先说服并切实掌握殷汝耕；第二步，在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四人中选择突破口，首先切实掌握其中之一人，使之与关东军结合起来成立一个新政权；第三步再将其他三人包括进来。」

　　鉴于驻平津冀北察哈尔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掌握著平津地区这一华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举足轻重，「华北自治运动」的整个工作，实际上是以宋哲元为中心的，这一点得到关东军司令部和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的认可。土肥原向宋哲元提出在华北五省二市建立以宋哲元为首、以土肥原为顾问的「华北共同防赤委员会」。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海军在青岛集结待命，向宋哲元施加压力。

　　当时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正高潮迭起，具有一定爱国思想的宋哲元，没有接受土肥原的要求。早在1933年3月，日军在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二十九军掀起了著名的「长城抗战」，让本为杂牌军的二十九军一下子名震全国，成为著名的爱国部队。在日军的步步威逼之下，宋哲元处境维艰，一度产生动摇思想。宋哲元并不甘作日本的傀儡，但又孤立无援，无力独自抵抗日本，故而态度非常暧昧。

　　为了不激怒国民，蒋介石于1935年11月20日拒绝了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提出的要他承认「华北自治」的无礼要求。蒋介石指出：「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多是日方策动，中国方面并无此事」，「中央自无以实力压迫之事」。两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奉命向有吉大使正式申明：中央绝对不能承认华北所谓的「自治」运动，而且要求日本「应速令土肥原离开华北」。

　　而在日本方面，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同意见，日本外交部门担心英美的干涉，不同意关东军以武力强制推行华北分离的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土肥原争取宋哲元的工作没有取得突破。

　　在宋哲元那里没有收获的情况下，为了首先在「华北自治」方面有所突破，土肥原就先在冀东地区扶植了以汉奸殷汝耕为头目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并继续向宋哲元施加压力。尽管殷汝耕的威望远不及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人，但是毕竟有了进展。日本人古屋奎二所著的《蒋总统秘录》指出：「土肥原贤二一帮人的诡计，显然是要以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先打开一个缺口，然后更进一步扩大『华北自治』的范围。」4

二　「日本通」殷汝耕

　　殷汝耕，浙江平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娶日本女子为妻。通过其妻，殷汝耕与日本军政界建立了联系。1916年回国后，殷汝耕先在北洋时期的国会中任秘书，后转南方军政府任驻日特派员。1925年，他参加郭松龄的反奉事件。郭松龄反奉失败后，殷汝耕只身逃入日本驻新民县领事馆，请求保护，这才侥幸活命。

　　殷汝耕对日本军国主义很有好感，曾多次参与对日交往，与殷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督办）、袁良（曾任北平市长）、程克（曾任天津市长）并称日本通四巨头。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殷汝耕都保持著穿和服、讲日语和手挽日本妻子的形象。殷汝耕从日本回国后，便开始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并把蒋介石当成了自己的靠山。当蒋介石有意与日本人谈判时，殷汝耕便出面充当蒋介石的特使，与日本人进行周旋。

　　1928年5月，日本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当时殷汝耕正负责对日交涉，他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遭到国人的唾骂。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殷汝耕竭力为南京政府的对日屈辱外交效劳。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殷汝耕以上海市政府参事的身份，受上海市长吴铁城委派，参与了《淞沪停战协定》的谈判工作。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期间，殷汝耕被国民党亲日派、新政学系首领之一的黄郛派到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专门办理对日交涉事宜。殷汝耕参与了《塘沽协定》的谈判，并以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身份参加了该协定善后处理的会谈。此间，殷汝耕的表现深得日本方面的赏识。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国民政府在冀东成立了「蓟密区」和「滦榆区」两个行政专员公署。「蓟密区」公署设在通县的孔庙，「滦榆区」公署设在唐山。殷汝耕任「蓟密区」专员，陶尚铭任「滦榆区」专员。不久，陶尚铭因为没有对日本人言听计从而被免职，「滦榆区」专员也由殷汝耕兼任。从此，殷汝耕独揽了整个冀东地区的军政大权。任职期间，殷汝耕勾结日本商人，对日本的走私活动予以掩护。对日本运来的商品，殷汝耕只征收象征性的进口税，使得日货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由此，殷汝耕由此开辟了一条滚滚财源，也密切了日本人和殷汝耕之间的关系。

三　对于成立「自治政府」，殷汝耕比土肥原还积极

　　为了实施「华北自治」，日本方面和炮制伪满洲国的手法如出一辙，即收买小部分汉奸，强奸民意，凭空捏造出「地方自治」的假像，在刺刀威胁下实现「自治」，进而在刺刀控制下完成「独立」。

　　1935年10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在河北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出「自治」是出于「民意」的谎言。在日本人的授意下，10月18日，武宜亭等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名，在香河县安抚寨村胡承武家召开了「国民自救会」，准备暴动。20日，武纠集了一千余人，打著白旗，包围了香河县城。22日，在日本宪兵的督战下攻进香河县城。占领县城后，日方安排安厚斋为香河县长，成立了亲日政权。这次汉奸暴动，因发生在香河，故称「香河事变」，又因参加者手持自旗，亦称「白旗事变」。

　　为了趁热打铁，土肥原尔后便向冀东地区主要负责人殷汝耕提出，由其在冀东主持「自治」。殷汝耕显得兴奋异常，欣然从命，决心远远超出了土肥原的估计。

　　11月23日夜，殷汝耕在天津日租界的一家饭店召开了会议，秘密讨论「自治事宜」。土肥原亲自到会，给众汉奸打气。土肥原要求殷汝耕立即宣布「自治」。殷汝耕马上表示，会后就返回蓟密区公署所在地通州，宣布成立「自治政府」。据土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回忆说：「在殷汝耕发表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言前夕，我和土肥原来到天津某一饭店，那里已聚齐了殷汝耕以下的主要人员，土肥原要求他们起事。意气高昂的殷汝耕立即说：『好事要快办，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们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为高兴，让我马上去拿香槟酒，并说：『那么我们就以香槟酒预祝成功吧！』」但是不巧，当时饭店中的香槟酒已卖光。于是专田盛寿建议用日本酒代替，殷汝耕马上说：「用日本酒比香槟酒还好。」殷汝耕的汉奸相，毕露无疑。

　　11月24日，殷汝耕由天津返回到通州。当天，殷汝耕就召开了由蓟密、滦榆两区各区县长及香河、昌平、宝坻三县县长、各保安队长参加的会议。殷汝耕宣布将滦榆区与蓟密区合并，改称滦蓟区。殷汝耕还当场宣布滦蓟区实行「自治」，并以「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表「宣言」，列举了国民党和***的「六大罪状」，宣布「自本日起，脱离中央宣布自治，举联省之先声以谋东亚之和平。」5殷汝耕也想步伪「满洲国」的后尘，成立一个所谓的「国」。但在和日本人商议之后，日本有关方面认为殷汝耕的冀东「政权」规格不够，殷汝耕只好暂时委曲求全称「政府」。

　　同日，殷汝耕还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晋绥绥靖主任阎锡山、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北平特别市长秦德纯、天津特别市长程克、青岛特别市长沈鸿烈等人发出通电，称：「为华北柱石为民众领袖之诸公，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早定大计，借救国家之灭亡而负盘石之重任。」6

　　11月25日，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通州宣告成立。「委员会」为军政最高负责机关实行会议制，由委员中选举委员长一人为会议之议长，并负军政一切责任。在成立大会上，殷汝耕宣布以张庆余、张砚田、李海天、李允声、王厦材、池宗墨、殷体新、赵雷等八人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殷汝耕为委员长7。殷汝耕由此成为关内第一个伪傀儡政权的头子。

　　「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下设四厅三处二局，其设置及负责人如下：秘书长（池宗墨）、民政厅（厅长赵从懿）、教育厅（厅长刘硕援）、建设厅（厅长王厦材）、民政厅（厅长张仁蠡）、外交处（处长崔实，一说霍实）、保安处（处长张庆余）、税务管理处（处长未定）、铁路管理处（处长未定）8。同日，殷汝耕还宣布，该会自即日起办公，所有蓟密、滦榆两区行政专员公署同时停止办公，限月底结束，并将蓟密区专员公署牌撤换，换成「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牌匾。

　　11月25日是殷汝耕非常忙碌的一天，可谓「神采奕奕」。据采访他的《满洲报》记者报导说：殷汝耕「自二十四日晚乘汽车由天津抵通州以来，因举行干部会议、招集全县长等，丝毫未得休息，但精神极佳。」9

四　国民政府的暧昧和冀东伪政权的嚣张

　　殷汝耕的冀东伪政权刚一成立，就受到全国各界的强烈谴责。冀东人民对此极为愤慨，11月27日，伪「外交处长」崔实迫于民众压力，在北平宣布脱离伪政权，后返回南京。伪政权所辖的二十二个县的县长，也声明反对殷汝耕的卖国行径。

　　殷汝耕伪政权的成立，给国民政府以很大的震动。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宏毅在日本议会发表演说时指出：「冀东自治宣言严重刺激了南京政府，该政府视殷汝耕为国贼。」10 1935年11月2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了军委会北平分会，委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直接处理华北事务；委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下令河北省政府将滦榆专员殷汝耕免职拿办；同时撤销滦榆蓟密两区专员公署，其职务由河北省政府直接处理11。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通缉捉拿殷汝耕。国民政府还下令河北、平津当局，不可承认冀东伪组织，但同时要求他们不可引起非军事区的纠纷。国民政府还要求宋哲元除了对殷汝耕的行动给予注意外，对于其他的一切则要谨慎从事，随时请示，不可擅作主张。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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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6-11-10 7:24:09 作者：何立波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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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0